《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30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二章第  2  节 135-140页2025年3月  13  日

曹靖华1921年在北大俄文系读书，说当时北大俄文系没有中国教师，只有3个俄国教师，一位是柏烈伟，一位是伊凡诺夫，都通晓汉文和汉语。另一位教师中文名铁捷克，不通汉语。据说苏联给柏烈伟经费，但他财务手续不清，苏方不再信任他，他也断绝同苏方关系。他住在东单南喜雀胡同4号，是个讲究院落，房子颇多，他只居一小部份，大部份并不出租，无人居住。他家中四人，夫妻二人，两个孩子，妻子在家中兼营裁缝生意，专为外国人作西装。

柏烈伟在中国翻译了娄子匡编著的《国立北京大学民俗学会民俗丛书》，中有有关中国民俗、民间故事及新文化运动作品。1929年3月22日，鲁迅给李霁野信中说：“柏烈伟先生要译我的小说，请他随便译就是，我并没有一点不愿意之处。至于哪几篇好，请他选定就是了。他是研究文学的，恐怕会看得比我自己还清楚。”

最早从苏俄取经的是张西曼，长沙人，1911年在海参崴入东方语文专科学校，1917年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工作，与友人创办东华学校，后为中共东北建党据点和革命者赴苏俄学习和考察的中转站。1919年到北大图书馆编目室工作，同时任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教员。1921年与柏烈伟合编《俄文文法》一书。同年与熊希龄、李大钊等创俄国灾荒赈济会，熊希龄任会长，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张西曼任总务股副主任。并为来北京的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和熊希龄间任翻译。1922年1月中共中央会将张西曼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作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音译）丛书第二种”印行初版本。

柏烈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做了些事。《天津党史大事记•1919年》称，10月李大钊同黃淩霜到天津，与柏烈伟、布尔特曼、缪勒尔商议在中国设立俄国通讯社事宜。秋，柏烈伟协助苏俄代表路博去漳州。那时陈炯明在漳州大搞陈氏“社会主义”。

1920年10月，柏烈伟与维经斯基访问白坚武，从侧面了解吴佩孚的情况。12月，柏烈伟与维经斯基同往广州。由于优林为与北洋政府的外交交渉沒进展而焦急，派他们去了解南方政府的态度。在广州，经陈独秀陪同，并一道到漳州再度访晤陈炯明。

罗章龙说：“从柏烈伟那里得知一些苏联十月革命的消息和文献资料。”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柏烈伟“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

密探关谦给北洋政府密报：“1921年2月12日下午4吋，该党三五人在北大小緊会，请北大教授百禄威（译音）介绍一俄农党员，隨同同志到赤塔、莫斯科调查俄地情况，并劳农政府之利弊拟入莫斯科大学，以便査视实情，而为该党之报告。是日谦适逢其会，探悉百禄威乃劳农政府人员，在华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份子，亦北大教员也。住天津，每逢星期五六来京上课，临时住灯市口12号”。

建党时期，柏烈伟发起，李大钊、陈独秀、维经斯基建立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统一战线，名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参加过同盟的郑佩刚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性质是属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当时凡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人，不分什么派别，都可自愿参加。一个名叫关谦的北洋政府密探，在密报中提到柏烈伟多次参加会议，介绍苏俄情况，介绍无政府主义分子赴苏俄考察，并捐款资助旅费。”

柏烈伟做的最重要工作，是由他搭桥牵线，李大钊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接头。据包惠僧回忆：维经斯基等“初到北京，人地生疏，无法展开工作，后来通过苏俄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北大俄文教授鲍立维。鲍立维原是白俄，是同情十月革命的。十月革命后，中国与苏俄建立了外交关系。优林大使来中国，鲍立维为了他的职业，才与苏俄大使馆建立联系。”包惠僧说的鲍立维即是柏烈伟。

1920年2月，李大钊送陈独秀离京后，赴津与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章志酝酿建立社会主义者同盟。柏烈伟参与此事。冬季，维经斯基的秘书马迈耶夫夫妇与鲍罗廷到上海、武汉等地。在武汉，陈潭秋和包惠僧接待了他们。

维经斯基在上海写的一封信中提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在这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汉口，我们有可能吸收一位编外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此人在中国生活好几年，通晓中文（毕业于东方学院），是柏烈伟教授推荐的。”

维经斯基来中国后找李大钊。为何不找陈独秀？杨明斋说：“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些五四运动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维经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亳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维经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绍，首先认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找陈独秀。”

据《天津党史大事记·1919年》，1919年10月，伯尔曼、缪勒尔在天津与李大钊、黃淩霜商议在中国设立俄国通讯社事。说明伯尔曼与李大钊熟悉，向维经斯基推荐去找李大钊，因为最早认定李大钊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是伯尔曼。当时伯尔曼任俄共（布）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副主任，向下属介绍情况是份內亊。所以维经斯基一到北京，就去找李大钊。

维经斯基到京后，经柏烈伟的介绍，得以与李大钊会见。参加会见的除了维经斯基本人外，还有他的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夫妇，翻译杨明斋等。会见的地点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维经斯基和李大钊谈了些什么，沒资料。维经斯基未来华前，李大钊与俄共（布）的派遣人员伯尔曼、缪勒尔、霍赫洛夫金有联系，他也对霍赫洛夫金作出建党承诺，所以他不会对维经斯基的使命麻木到一无所知。

李大钊为何推荐维经斯基找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陈独秀不及李大钊，但有胆色。张国焘说：“我第一次会见维经斯基是在1921年1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任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维经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我和维经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很了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经过、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

段祺瑞政府严禁过激主义宣传，凡苏俄人士个个有“过激党”嫌疑。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北洋政府的皇城脚下，维经斯基不可能说过头话，顶多开些座谈会，而且基调温和。

李达说，维经斯基“到北京以后，首先访问了李大钊同志为首的许多进步人士，举行过几次座谈会，许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参加了。因为苏俄政府第一次对中国宣言（即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政府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刚传到中国，很多社会团体都表示热烈的欢迎，所以一听到苏联人来到北京，大家都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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