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28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二章第  1  节 续
125-130页2025年3月  3  日

    东方民族部作为俄共（布）下设的部，与政府机关有直接关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下设的西伯利亚委员会与东方民族部有直接联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杨松直接参与和过问东方民族部工作。

1920年9月2日，东方民族部决定派遣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并把契札列召到伊尔库茨克，陪同到中国。后者任务中有一项是变卖珠宝，所得款项数目向东方民族部报告，留一部分作经费。他们在华联络点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部。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藏“致某某等赴中国同志的指令”，可理解为发给赴华的使者，指令主要内容是：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帮助中国分散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集中起来，组织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变卖珠宝，用部分所得款项创建一个印刷厂；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联络日本、朝鲜等地的组织。

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第一人。他期待着世界革命经由俄国传播中国，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说：“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早在1919年1月，列宁发出《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这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未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觉悟、组织程度不具备响应邀请书要求和派人参加共产国际一大条件。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的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有反响。2月6日上海《时事新报》说：1919年1月25日苏里克电：“莫斯科国际共产党大会议决召集新国际革命党大会，并拟定计划，盖合德国斯巴达克斯团与俄国过激党之主义而成者”。

这个消息在中国仅是水面上转瞬即逝的涟漪。中国知识界中明确支持成立共产国际的只有李大钊。他认为“中欧的社会革命一经发动，世界的社会组织都有改变的趋势，为应世界的生活的必要，这国际组织、世界组织，是刻不容缓了。”

1919年夏是迈入而立之岁的李大钊人生旅程的岔路口，这个夏天之后，他离开原定的温良改革的路线，拐上一条坎坷崎岖而且风险未卜的革命新路，越来越快地奔跑起来。

李大钊寻求同共产国际组织建立联系，共产国际组织也在寻求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1919年夏，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伯特曼会见李大钊。但李大钊与伯特曼的这次会晤，未见诸国内文献，即便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陈独秀与张国焘也未留下片言只语，只能认为他俩对此事一无所知。

格里戈里耶维奇•伯尔曼出生于1900年，15岁合家迁居哈尔滨，1919年3月被俄共（布）派到天津美籍俄裔的施泰因贝格洋行工作。《天津党史大事记•1919年》载：“1919年10月，李大钊同黄凌霜来津到旧俄租界会见俄国共产党人鲍立维、伯尔曼、缪勒尔，商议在中国设立俄国通讯社事宜。”这是李大钊同伯尔曼关系的唯一史料。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索特尼科娃说：1919年春，“俄共（布）哈尔滨地下组织成员伯尔曼在北京会见经济学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他在中国首先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经验的世界意义，开始浓墨重笔宣传俄国共产主义。伯尔曼对这个过程记载明确，他在1919年秋称李大钊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伯尔曼与继北京五四群众游行后在天津发生的同情罢工有直接关系。9月，匈牙利人、原西伯利亚红军国际纵队指挥员缪勒尔与他联系。俄共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向学生们证明，必须与天津纺织工人和码头工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伯尔曼不止一次与李大钊及其亲密助手邓中夏商讨过这个问题，邓中夏后来成了工会的热心组建者。在北京、天津与中国激进民主派学生建立联系后，1920年1月15日，5名布尔什维克中的伯尔曼一行离开天津”。

1920年3月，伯尔曼任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克拉斯诺谢科夫的副手。5月和彼德罗夫、巴帕洛夫参加同日本政府的军亊谈判，最后使得日本承认远东共和国为缓沖国。东方民族处成立后，他主持日常工作，直到1921年12月初死于手枪走火。

1922年2月，苏俄红军向海参崴逼近，日军10月下旬撤离海参崴。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委会决定取消临时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存在1年零8个月后宣布回归苏维埃俄国。

1983年香港《争鸣》月刊6月号刊登《彭述之回忆录》，彭述之说荷荷诺夫金是俄共（布）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俄国人。“这些事实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亲口告诉我的。”那时彭述之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任课。共产国际五大召开时，彭述之陪李大钊参观东方大学，碰上荷荷诺夫金。他看到李大钊露出惊喜之色，与荷荷诺夫金欢快拥抱，李大钊喊道：“哦!可不是你，荷荷诺夫金。不错，是你!”彭述之很感惊愕，李大钊放开荷荷诺夫金，转头解释：“哎呀！这荷荷诺夫金！就是由于他开始了这一切。”

当晚，李大钊对彭述之讲述：1920年初，我同往常一样在北大办公室里，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这位俄人是共产党员，他竟把我也当做共产党人看待！我马上说：“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可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是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做自己人呢？”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委托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想，心绪顿时被搅动。他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有点时间来思考，我即将这个意思告诉他，并向他说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物。他不同意我的看法，像个雄辩家似的发议论：“据我所知，自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刊物，长篇大论地研讨社会主义，有些刊物已明目张胆地挂起社会主义招牌，您呢，您是五四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按彭述之叙述，李大钊说在中国惟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的人是陈独秀。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这需要些时日，您是否可延长在北京居留时间，一有着落，我会马上通知您。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反应慎重，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不再犹疑，我们一致认为对共产国际的建议再没理由推却了。我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接受共产国际建议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

有研究者认为，荷荷诺夫金受伊尔库茨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同李大钊联系。但1920年3月前伊尔库茨克沒有负责远东各国革命机构，派维经斯来华的是远东州委下属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另，彭述之回忆时间有误。1919年末陈独秀在北京箭杆胡同，无须李大钊通过书信与陈独秀商议。陈独秀第二次离京，由李大钊陪同到天津。若李大钊向彭述之讲述这亊的话，李大钊不会如此健忘。李大钊明知陈独秀尚在京，却多次书信往返商议建党，不可能做多余之举。

1920年8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成立时，荷荷诺夫金任中国科书记。1920年9月30日东方民族处致维经斯基的信说：“近几天我们派遣信使，带上珠宝去卖”及书籍和给维经斯基的指示。信使是荷荷诺夫金。后来此人任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学生班俄文教授，中文名霍东勤，系李大钊所起。如彭述讲述情况属实，倒能解释维经斯基来华时为什么立即去找李大钊了。

《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28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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