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七十六

2024年 6月17日 第 315—320  页

 第5章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任行政院长，陈公博任行政院实业部长，但认为行政院无权过问军事、财政、外交等，是空架子。特别令他气愤的是，卖国条约《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的签订，蒋介石是主谋，汪精卫却由于主持签订而成为众矢之的。

1936年2月，汪精卫辞去行政院长，出国就医，陈公博也辞职，留在南京，静观形势变化。12月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囚禁，陈公博活跃起来，主张出兵讨伐西安，置蒋介石于死地，迎汪精卫回国。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即将进入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2月，陈公博以访问欧洲各国，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当他在欧洲开展外交活动时，1938年1月，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蒋介石对日本的条件心存顾虑，没有接受。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组成的“低调俱乐部”却秘密与日本政府谈判。

11月，汪精卫告诉陈公博：准备直接与日本议和，陈公博大吃一惊。后汪精卫再次告诉陈公博：中国不能再战，“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此时，汪精卫的代表已与日方代表在上海签署了一系列协议，降日已成定局。陈公博考虑再三，决定离开重庆。

1940年3月，陈公博到南京，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长及伪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部长等职。3月30日，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他以伪立法院长身份发表广播讲话，说他们“是要救回四分五裂的国家的，是要救回水深火热的人民的”，跟着他们，“不但可以建设新的近代的中华民国，中日也可以永久和平”。

大汉奸与小汉奸不一样。抗战中出现了大批小汉奸，拎驳壳枪，梳着中分发式，敞怀露肚，走街串巷，敲诈勒索；大汉奸则从政治上考虑问题。1941年春，陈公博在南京给13岁儿子写了封信，袒露了大汉奸心理。信中说：“胜败是兵家常事，谁能保必胜的，不过蒋先生简直没有打算，好象拿中华民国和四万万人民去作孤注的，我个人为着国家，虽然心里十二万分的不高兴，也只好闷在心里。自从近卫声明，我们知道日本不是要亡中国，所以汪先生才和我赞成和平，但日本是不是有诚意呢，靠得住呢？这不独一般人要问，你小孩子也要问，我自己也要问。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国家是与个人不同，个人还要感情，国家是没有感情的，日本最初何尝不想亡中国，但她到底亡不了中国，这个原因也很简单，第一日本没有这许多兵力来统御中国，第二日本在海上还有英美的敌人，在陆上还有苏俄的敌人，她把全力消耗于中国，她终是不了，第三还有最大原因，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普遍及于全国人民，我们虽然打败，但没有一个人肯做她的奴隶，因此打了两年多，她知道不但不能亡中国，而且一旦她和英美俄开战，还要中国帮忙，因此才幡然赞成和平，而要和中国作朋友，我们既然知道日本不得不诚意，因此才有了把握，赶快设法了此战局。”

陈公博参与策划了汪伪政府的每项重大决策，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1940年10月，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被刺杀，陈公博兼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同时兼任各种高级职务，如“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赴日治疗，由陈公博代行伪国民政府主席。11月，汪精卫在日本一命呜呼。陈公博继承汪精卫身前之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1945年1月，陈公博“重整党务”。因为汪伪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形同虚设，很少有人专人负责。8月，正当陈公博要召开会议时，日本无条件投降了。8月16日，陈公博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最后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伪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而后亡命日本，不久被押解回国。

1946年3月，陈公博被押至江苏高等法院受审，尽管他百般狡辩，4月12日江苏高法宣判：陈公博通谋敌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没收。随即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

陈公博的妻子李励庄受过大学教育，1924年与高师女生钟婉如、陈逸云等成立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向警予当选为大同盟第一届会长，李励庄为副会长。李励庄向法院提出《为陈公博声请复判状》，表示陈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政权成立之初，即通过军统人员徐天深的秘密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李氏再三声明丈夫在伪职期间，曾配合重庆方面报告日军动态云云。李励庄的声请未被采纳。

6月3日，大汉奸陈公博被处决。有一种说法是，执行之前，他应典狱长之请，写了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据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记：当他这副对联写得只留最后三个字时，他发现身后有几个法警立在那里，这情形不寻常，因为狱室中平时没有法警会进入。陈公博明白是什么回事了，回头问法警：“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法警们呆呆立在那里。不回答就是证实。陈公博说：“那末，请劳驾再等几分钟，让我先把这对联写完了吧。”他继续写了“满为心”三个字，又加写了上下款。

该联语辞工而意远，非陈公博的笔墨功力所能为。对联的原作是林则徐的“大海有实能容之度，明月以常不满为心。”指为人要谦虚大度，做事要思量谨慎，大量容人小心处事，不自满，知自身之不足。，

有一种说法是，陈公博临刑前将一个茶壶送给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这把茶壶送您，权作留下纪念吧。”陈璧君痛哭失声。到法庭时，陈公博给家属写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写到一半即缀笔。随后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被执行死刑，终年55岁。

按说，陈公博作为大汉奸，被处决了，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而他不一样，他精力充沛，笔头甚勤，从一大结束以至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写了不少东西，作为官宦子弟，不知保密为何物，只要有需求，就肆意挥洒，以至于为后人不留了一些有关一大的珍贵资料。

一大结束后，陈公博回到广州，刚刚落脚，就写了一篇散文，名《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而且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9卷3号上。由于涉及一大的事需要严格保密，他在写作中不得不设障眼法，开头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

这么写，一般读者看不出写的是一大。直到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李俊臣翻阅作为文物的《新青年》，读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时，想及1921年7月陈公博曾经去上海出席一大。“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学社会不会指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结束我未完的手续”，会不会指赴沪参加一大？“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是不是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被访朋友文中说“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李先生”是不是指李汉俊？文章表明，陈公博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如此这般，是否可推知一大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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