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五十七 2024年 1月 30 日 第 221 —226 页 第3章(续) 12名正式代表与1名列席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13人,包括正式代表12人,列席者1人。在那个时代,这个班底的文化程度不算低,曾经留学日本的4人(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董必武),出自名牌大学的4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陈潭秋),毕业于师范学校的3人(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秀才1人(何叔衡),中学生1人(邓恩铭)。而且,除了毛泽东等人以外,有一半以上的人熟练地掌握一至两门外语。 1、李汉俊:是否第一个提出建党 为了安全起见,李汉俊提议:“还是到我家去开会吧!”李公馆离博文女校只有二百多米,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李达的支持。7月23日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陆陆续续走进李公馆的后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就开幕了。 在讨论中,李汉俊和陈独秀、张国涛发生了争论。没有档案记录,都是当事人后来的回忆,而李汉俊牺牲的早,关于他们的争执,几乎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迷。据陈谭秋回忆,当时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主张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团体式的政党,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 另一种说法是,一大上为知识分子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焦点是“官吏和技术工作者能否成为党员”。根据陈独秀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所以中共首先“应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最后是强调纯洁性的一派占了上风,会议通过的党纲规定,中共只“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而且要“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这与李汉俊的观点正相反。 建党初期,争论很正常。因为那时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很肤浅,成立党组织的理论基础薄弱,很多人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惠僧说,多数同志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克思主义。李达回忆说,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 新中国成立后,薛文淑看到有些回忆文章说,一大是在楼上开的,也有说是在楼下开的。虽然一大开会时她既没看见,又不知道,但她肯定开会用过的长桌一直是放在楼下的。因为楼梯狭窄,长桌不可能搬到楼上,而且楼上也没有容纳这张桌子的地方。 会议的前期很顺利,可是代表们计划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意。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周佛海忽然腹泻,独自一人在博文女校里休息。 8点多,代表们刚在餐桌四周坐定,从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人,是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说完就匆忙离去。这个男子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子的程子卿。 作为闯入中共一大的密探,有必要介绍几句程子卿,他生于1885年,江苏镇江人,读过私塾,后在米店当学徒。1900年前后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 按说程子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当事人在各自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程子卿走后,马林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简要答复。马林用手掌猛击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起来,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为什么没离开?倒也不是刻意安排,而是逞能,跟张国焘斗气儿。他后来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警车在门口停下,冲出十多人包围李汉俊的住宅。3名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进入室内,搜查后未发现政治活动证据,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最后化险为夷。 1944年,陈公博在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补充了一个搜查中的情节:他们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密探们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一大会场呢?是马林引起了注意。马林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获释后动身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严格检查。到上海后,密探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引起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 1949年,程子卿给宋庆龄写信求救。宋庆龄接信后,将程子卿在上海帮助她营救革命人士的事向毛泽东做了阐述。根据当时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对程子卿宽大处理,不仅未予逮捕,而且经宋庆龄等“疏通”而获释。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法国巡捕搜查会所时,薛文淑并不在家,当她回到李公馆时,刚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下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她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但是并没有抓人。 后来薛文淑写文章说:“这时汉俊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意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巡捕连进都没有进过。”因为,家中并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再加上李书城要薛文淑少管汉俊的事,所以李汉俊回来后,薛文淑也没有问他怎么回事,李汉俊自己也没提。后来薛文淑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时家中刚开过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五十七 2024年 1月 30 日 第 221 —226 页 12名正式代表与1名列席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13人,包括正式代表12人,列席者1人。在那个时代,这个班底的文化程度不算低,曾经留学日本的4人(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董必武),出自名牌大学的4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陈潭秋),毕业于师范学校的3人(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秀才1人(何叔衡),中学生1人(邓恩铭)。而且,除了毛泽东等人以外,有一半以上的人熟练地掌握一至两门外语。 1、李汉俊:是否第一个提出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