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四十七

2023年 11月 22   日 第  176  — 180   页

     第2章

4、走了一段弯路：与无政府主义者结盟（续）

1920年9月1日，西比里亚科夫在莫斯科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称：“中国科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该科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为共产主义组织打下了基础。最近要为最终成立中国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

北京、广州按维经斯基的指示工作，对无政府主义者情有独钟，给建党造成麻烦。维经斯基把社会主义者同盟说成革命局，从组织革命局之始，就将无政府主义者作为依靠对象。共产党有纲领，有目标，有章程，不是捡到篮里就是菜。维经斯基的革命局是个大杂烩，无论北京还是广州，对创建中国共产党不起积极作用，只是制造麻烦。

施存统与俞秀松的《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一文最早表露出对无政府主义的鄙弃与否定。此后陈独秀将无政府主义者概括为四个反对，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说他们不分这政治、法律、强权、国家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劳动阶级的，一律诅咒。

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口号是“绝对自由”，陈独秀认定“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若常常固执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自由加入，东挪西变，仍是一堆散沙。他发表了一系列剖析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他的《谈政治》剖析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是中国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的第一人。

维经斯基并非陈独秀想象的俄共（布）代表，没有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知道俄共（布）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多少有些盲目地推崇柏烈伟，而柏烈伟与黄凌霜一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与无政府主义者纠缠在一起。陈独秀的思想与远方来客南辕北辙，对维经斯基提出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持消极态度。维经斯基既不能说服陈独秀改变思路，又由于无政府主义者“不成样子”，他也无法抛开陈独秀另起炉灶，只得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终止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肯定了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工作。

5、两位主角没有到场，两名外国人出席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后称望志路106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７月下旬，除旅法小组因路远未派代表外，其他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13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其人在广州与陈独秀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党的两位重量级大佬，即“南陈北李”没有出席一大。陈独秀虽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但正在广州担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为筹备校舍经费而四处奔忙。而且语言张扬，被上海当局注意到，心有余悸，故未来沪。实际情况表明，一大后不久，他8月回到上海，随即被捕，经共产国际营救才于10月放出。

至于李大钊未参加一大的原因，是没有把一大当回事。罗章龙说的很清楚：“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

一大召开时，有两名外国男子与会。年纪大一些的被与会者称为马林，本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年轻一些的那我叫弗拉基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涅伊曼，被称为尼克尔斯基，是个俄国人，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一大共开了7次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第一天的会议（马林后出席第六次会议），代表共产国际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马林介绍了共产国际情况。接着拟定会议日程。在24日会议上，各地代表汇报工作，交流经验。25日至26日，大会休会，由党纲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至29日，大会继续进行，连续3天详细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各地代表在党的性质、纲领和组织原则等主要问题上取得基本一致意见。

《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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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4、走了一段弯路：与无政府主义者结盟（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