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伯尔曼回到乌兰乌德，担任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克拉斯诺谢科夫的副手。5月，他和彼德罗夫、巴帕洛夫参加同日本政府的军亊谈判，最后使得日本承认远东共和国为缓沖国。东方民族处成立后，他任该处的第一把手，主持日常工作，主管哈尔滨和中国内地的活动，直到1921年12月初死于手枪走火。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对伯尔曼在华活动持疑，认为伯尔曼死后在悼词中没有提到在华活动。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1920年12月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列举了曾经在中国活动的俄共人员，也没有提到伯尔曼。石川祯浩认为伯尔曼在中国的活动不属组织活动，仅是个人交际。

1922年2月，红军占领伯力，向海参崴逼近，日军从滨海州撤兵，10月下旬撤离海参崴，至此结束对苏俄的干涉行动。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委会根据远东共和国的申请，决定取消临时的缓冲国。远东共和国存在1年零8个月后宣布回归苏维埃俄国。

1983年香港《争鸣》月刊6月号上刊登《彭述之回忆录》中的一节，彭述之说，荷荷诺夫金是俄共（布）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俄国人。“这些事实是1924年6月李大钊在莫斯科亲口告诉我的。”

那时，彭述之在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任课。共产国际五大召开时，李大钊参加了。一天，彭述之陪李大钊到东方大学参观，在走廊中偶尔碰上了荷荷诺夫金。他正要向李大钊介绍，却看到李大钊眼睛里露出惊喜之色，急忙扑向荷荷诺夫金，俩人欢快地拥抱起来，李大钊喊道：“哦!可不是你，荷荷诺夫金。不错，是你!”这令彭述之很感惊愕，李大钊放松了荷荷诺夫金，转过头来向他解释道：“哎呀！这荷荷诺夫金！就是由于他开始了这一切。”

当晚，在李大钊房间里，李大钊把这段讲给彭述之听：1920年年初，我同往常一样在北大办公室里工作，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这位俄人是共产党党员，他竟把我也当做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好一个突击技术！我马上表示抗议：“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是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呢！”可是，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是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做自己人呢？”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想，心绪顿时被搅动了。他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有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即将这个意思告诉他，并向他说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物。他表示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像个雄辩家似的，大发议论道：“据我所知，自从五四以来，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刊物，长篇大论地研讨社会主义，有些刊物已明目张胆地挂起社会主义招牌，您呢，您是五四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按照彭述之的叙述，荷荷诺夫金的话打动了李大钊，李大钊感到这件事太大，答复说，在中国惟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倾向社会主义。然而，从来没有组织政党的念头，可惜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这需要一些时日，您是否可以延长在北京的居留时间，以便让我们作出决定，一有着落，我会马上通知您。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慎重，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犹疑渐渐消散，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