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十八 )

2021年4 月14 日       第 61  — 66 页

4、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可能提供答案

我们常为中国商品的大量挤压担忧。其实，美国的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动荡幅度远超中国，过剩产能问题也远胜中国。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发达国家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后的表现远不如中国。

理想的美国市场，过剩产能的周期变化很大。美国钢铁设备的利用率在40—105%间大幅振荡，从来没有实现过稳定均衡。振荡平均周期为7年。汽车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的变动幅度比钢铁业还严重。设备利用率在36—95% 大幅摆动。平均周期为5.5年。制造业设备平均利用率比钢铁、汽车的状况好些，在64—89%之间摆动，平均周期7年。

过剩产能是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民生主导的市场经济，需要借鉴和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探索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协作新路。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力图化解过剩的产能。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应似乎和政策的意图背道而驰，包括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和海外铁矿石价格暴涨，以及实体经济继续低迷。

值得注意的是，专家们讨论如何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来化解过剩的产能，但对如何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却充满了矛盾。目前国内议论的“市场”概念，包含四种完全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理想市场”，市场模型做了相应描述：所有产品与服务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技术的整体性，即生产技术不可分割，也不存在着规模经济性；竞争的完全性，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下，进入与退出市场自由、产品的同质性或无差别性、买卖它主要的标志是存在稳定的均衡价格，前提是存在保证供求均衡的有效调节机制。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过市场的失灵问题，给出的答案包括外部性污染，信息不对称的欺骗，委托—代理关系的道德风险等。

如果用坐标轴表现，市场失灵的根源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是直线，而是S形或Z形，造成不稳定的多稳态，市场暴涨暴落，劳力供给下方低于生存线时，工资越低越得加班。过了温饱阶段，宁愿度假，工资越高工作越少。只有中间段才能满足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工资高，自愿工作时间长。企业产出也有类似规律：亏损时不得不赔钱生产来维持现金流，盈利足够大时反而可以限产控制市场话语权。

需求侧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需求定律失效，涨价并不能引导需求下降，金融的寡头造势和内部交易，股市的投机需求“追涨杀跌”的羊群行为，虚假广告，以及缺乏有效的质量检测和产品分类评级制度等等，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不能充分反映商品的质量和资产的优劣，也不一定能诱导消费者做合理的买卖决定。目前一线大城市的高房价，不可能由未来的收入流得到回报，只是投机者期待下一个傻瓜来接盘。

供给机制失灵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并不服从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约束，包括市场分割与垄断，规模报酬递增，断裂式的技术替代等等引发的内生不稳定性。国际市场投机热钱的冲击，以及政府政策的失误，也会带来市场稳定机制的破坏。生产过剩是市场价格机制失灵的病态。如果不采取税收、监管等非价格机制来恢复市场的稳定性，反而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就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就完全是文不对题。

第二种是发达国家打造的“规范市场”，表现在价格稳定，竞争有序，成立条件远比教科书经济学的完美自由市场复杂，包括严格的质量检测标准，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的监管机制，多种竞争的产权体制，严惩欺诈行为及应对危机的系统办法。

德国工业品市场，巴黎农贸市场，新加坡房地产市场，日本医疗市场和美国研发市场，是典型规范市场，而非教科书说的的自由放任市场。意大利存在过发达金融市场，最终由于金融市场过度扩张导致实体经济衰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规范金融市场的样板可以让中国仿效。专家指出，中国目前规范最好的数旅馆业的分级定价监督制度和工业产品的质量认证制度，最薄弱的是房地产、医疗、教育、金融、环保等市场。

中国游客在西方国家购买化妆品和奢侈品不新鲜，在日本抢购马桶盖就成了笑话，发现马桶盖是中国制造的，则成了超级笑话。这不只是供给侧创新不足问题，而是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营销出了问题。

第三种是国际垄断市场。资本在国内集中到一定程度，并在国内市场形成垄断时，为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和获取更大利润，必然向国际市场发展，从而导致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集中，最终形成国际市场的垄断，包括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国际垄断市场，百分之几的真实供需变化，会放大为十倍以上的大幅波动。国际金融寡头投机炒作的资金，是真实市场运作资金规模的几十倍。金融危机凸显国际金融市场的凶险，是国际上屡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之源。

第四种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自发市场”，政府治理能力不足以规范市场行为，留下大量灰色经济和投机活动土壤，包括逃税、走私、洗钱、赌博、贩毒、卖淫等。据西方学者估计，俄国转型时的灰色经济约占GDP的90%，印度约占70%，中国灰色经济的规模也不小。

例如，细胞食物是颇具诱惑力的名词，如果加上“世界上最强的能量细胞补氧产品”的广告语，会给人“神药”的印象。然而，这款号称美国原装进口名为顺势细胞食物滴液的产品没有任何批号。同时,这些无号产品多盗用保健食品和中医排毒等概念,并主要针对老年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对于既有健康需求又缺乏食品安全知识的消费者有一定蛊惑性，他们不会主动抵制，监管部门难以从根源上去除这类产品。

建设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规范市场，还有很长的试错过程。教科书经济学描写的完美市场是单轨制、无套利机会。而发达国家的真实市场起码是双轨制，中国就不仅双轨了，而是多轨。应当指出，中国不同产业、不同区域的市场规范差距极大。很大程度上，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和不足，源于市场规范的落伍，而非政府干预过多。

专家指出，近年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幅动荡，食品市场的假冒伪劣，清楚显示出，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并不是什么“粗放增长”，而是“粗放管理”导致“粗放竞争”。没有合理的市场规范，才会导致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币驱逐良币”。讨论深化市场化改革，务必明确指导思想，究竟是哪种市场，为谁服务？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在实验阶段，制造业市场相对规范，金融、教育、医疗、房地产市场的规范远远落后。新古典经济学信条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冲突，又兼容并包，导致市场规范混乱。盲目批评中国市场扭曲，幻想和“国际接轨”就能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抽象地谈论深化市场改革或加强政府作用，无助于落实全面小康的中国梦。

国内媒体把中国市场波动和过剩产能归之于政府干预，把国际接轨当做克服市场扭曲的主要出路。他们盲目相信西方教科书经济学宣传的完美市场，完全不了解西方市场的现实。

过剩产能不完全是供给侧的问题，和宏观经济走势有关。如果宏观经济恢复增长，过剩产能很快会消化，还会在产量、质量两方面都上新台阶。如果宏观经济失策，再优秀的企业也会出现财务危机。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多次面临破产，全靠国会拨款救助，起死回生。

按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价格机制应当保证市场的平稳优化运作。如有偏离，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也应当反映真实供求失衡的程度。现实完全相反是，以美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主要由投机性的垄断竞争驱动，不但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冲击，也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持续的经济周期和不断复发的金融危机。

中国企业的利润比美国薄的多，主要原因不是供给侧创新不足。而是中国大宗商品的采购没有定价权。尤其是铁矿石采购，各企业恶性竞争，给西方垄断企业白送利润。中国如果不学日本农业合作社的联合采购和营销方式，就只能给西方跨国公司打工挣血汗钱。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减速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原因。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致使钢材、粗钢、水泥等在过去30多年实现超高速增长，粗放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致使发展不可持续性增强。二是经济结构失衡。以GDP论英雄最容易引发项目、投资争夺战，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致使经济效益下降。三是人口红利衰减，劳动力成本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新增GDP中约有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是新增劳动创造的，得益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红利。2010年，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74.5%的峰值，抚养比下降到34.2%的最低值。越过这一拐点后出现相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抚养比上升。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速自然下降。四是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粗放发展方式的直接后果是资源大量消耗、稀缺性加剧，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提高，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堪重负。

金融危机对美国重工业的打击程度不亚于中国，即使美国在这些领域依然保持技术和创新的领先地位。高科技意味着高难度、高投资、高风险，但是不等于高利润，高科技的发展也就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种形式的支持或“价格扭曲“，包括各行业不同的税率、工资标准、管理成本、财务成本、研发成本、以及政府补贴等等。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利润率分布很宽，从高利润、中利润、到低利润都有，而且和技术复杂或先进的程度没有一定关系，反而和产业集中度与市场规模有关系。这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理论不符。

产业经济效率不等于社会效率。美国利润率处于低端的基础产业，竟包括对国计民生极重要的交通、汽车、农业，以及亏损的电讯、化工、钢铁、绿色能源、贵金属、矿业、煤炭、和石油天然气的生产与勘探。而损害国民经济的烟草、虚拟金融和过度医疗处于利润率的高端。

创造大量就业的传统产业，造船、轮胎等的净利润高于半导体、信息、软件等高科技产业，鞋业、服装、机械等传统制造业的净利润，和化工、航天、电子、计算机等尖端产业相当。用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来否定劳力密集的制造业，说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没有经验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西方经济的现实。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从未实现规制统一和发展均衡；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和调节速度大不相同，从金融市场交易到基础设施长达几十年的建设周期，加上技术革命和国际竞争造成的兴衰，历史上从未形成利润率趋同的趋势，也就不存在价格稳定均衡的国际市场，这给创新、造势、投机、和羊群行为都留下巨大的空间；历史观察表明，工业化经济越复杂，市场的不稳定性越大，要求政府干预的力度和广度也与时俱进。

帕累托最优指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价格论、金融经济学的资产定价论与发展经济学的成长决定论相互矛盾。新古典经济学价格均衡的标志是完全竞争，企业的利润率为零。现实经济，没有企业在零利润率下生存，金融市场不可能脱离企业盈利机制。金融嫌贫爱富的抵押担保，假如没有政府干预，如何解决扶贫的融资？处理生产过剩必然要损害一方产权。美国的量化宽松保护的是银行的资产，代价是牺牲老百姓的福利。让房地产的投机商破产，廉价转移房屋给贫民，当然不是帕累托最优。

过剩产能并非社会主义的典型现象。普遍把产能过剩的原因归之于供求关系失衡，而大规模供求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干预，把市场化作为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手段。事实恰恰相反，产能过剩是资本主义市场的特征。美国大萧条期间，一方面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农场主把牛奶倒掉，宁可亏损，也不降价销售。如此的“非理性行为”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只是为追逐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假如大萧条时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可以简单由政府出资收购卖不出去的过剩产品，分配给需要的民众。哪有什么民生急需的过剩产品存在？

科尔奈研究短缺经济时承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点是供给不足，原因是资源限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供给过剩，原因是市场限制。他认为，造成短缺经济的微观机制是预算软约束，使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依靠政府补贴长期存在。市场化可以硬化预算约束，从而提高效率。但是东欧转型和金融危机否定了科尔奈的诊断。

西方同样存在企业的软约束。危机期间，美国政府给了亏损的三大汽车公司和金融寡头巨额援助，挽救了汽车公司，但是对金融机构的巨额注资并没有改善金融产业和实体经济。东欧转型期间，按照科尔奈的处方，对国有企业施加预算的硬约束，结果导致东欧国有企业大批倒闭，或被西方跨国公司廉价收购，经济大幅度下降。

反而是技术、设备、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双轨制转型过程中得以维持社会稳定，同时更新技术，提高了和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经济持续高增长。这正是因为转型时期，中国的政府和银行给受困的企业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中国和西方、东欧软约束的主要差别是：西方和东欧的软约束主要用于不可持续的消费补贴，而中国主要用于有再生能力的技术投资，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价格机制是否在资源分配中占主导地位，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机制的本质差异。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地区、产业、和等级的差别有平均主义的倾向，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差距比资本主义国家小得多，包括实行高所得税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经济主要表现在新技术产品供不应求，例如早先的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和后来的电视机、小汽车、和住房。供给短缺，只能靠发展生产解决。中国困难时期，一度对短缺的消费品开放高价商店，只要有钱，稀缺商品都能买到。东欧转型，价格放开，立刻产生高通胀，使民众的财富缩水。排队的短缺现象没有了，但企业大面积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用价格跳水消除过剩产能是立杆见影，但社会后果严重，谈不上“资源优化配置”。这里，市场机制的主要优点是调节机制比等级制灵活，问题出在灵活带来不稳定性。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强调，而新古典经济学回避的问题。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过剩产能的长期存在。因为完全竞争理论断言，价格可以自动调节供求均衡到优化水平。但所谓的边际成本定价隐含两个假设，一是否认企业需要足够的利润来补偿初始的固定资本投资和历史欠债，二是消费者没有路径依赖，对价格涨跌的方向和幅度不敏感。这两条完全不现实。现实的企业竞争，不只是技术竞争、质量竞争，而且是资本竞争。资本多，信用高（贷款软约束大）的企业，对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强，存活率高。问题是过剩产能持续的周期能否度过宏观经济的寒冬，不是企业可以独立决定的问题。

对于产能过剩的状况，金融这块是雪中送炭，还是火中取栗，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政府面临的选择是资本利益集团说了算还是政府按多数人的利益统筹安排，不仅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更是市场的本质是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的方向问题。

研究营销学的西方专家称，现实中几乎找不到实行边际成本定价的案例，因为实行的企业不可能生存。现实的定价策略大体可分为成本加成定价和策略定价，前者为了维持足够生存的利润，后者为了实现市场份额的目标。在有竞争者的条件下，存在产能过剩是不可避免的，过剩产能的容忍度取决于，可调度的资金是否足以熬过市场的困难时期。

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有工资的价格粘性理论试图解释失业率的存在，把工会作为价格刚性机制的替罪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和金融的企业兼并理论，从实证上观察到产能过剩的原因。创新经济学注意到不同产业的生命周期，又和技术更新的替代速度有关。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认为技术更新的结果是社会主义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信念完全相反。

市场供求均衡的解，只对规模递减，和规模不变的企业成立。规模递增企业无法确定供求曲线的走向。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垄断企业有垄断利润的决定权，使实际产能处在潜在产能之下，以保证垄断利润。问题是这些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

新兴产业的竞争者须做大做强，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出局。但最后只有少数企业能有足够的市场份额，以保障有足够的利润空间来支持研发和营销的费用。技术落后的产业被淘汰出局形成“沉没成本”，和新兴技术不能完全排斥落后技术，都是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规模主要取决于资源限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发展，重要原因是可以用廉价产品交换稀缺的资源。但中国不掌握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产业受市场规模限制有多重原因。必须区分化解过剩产能的产业政策、金融政策、干部政策和民生政策的不同后果。

过剩的钢铁产能及其他的建材产能，究竟多少是技术落后，治理污染得不偿失的企业，才需要采取关闭淘汰的措施。应当由有关产业的技术专家和行业协会参与调查，不能简单用财务标准或资本管理的方法操作，以减少结构调整的损失。对技术先进、人才集聚的亏损企业，要联合金融或其他产业投资重组。中国存在大量重复竞争的企业，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财税体制鼓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的财政收入，才会竞相发展钢铁、汽车、房地产等短期暴利、长期过剩的产业。

治理过剩产能尤其要打破地区保护，发展跨区域的整合，才能增强规模效应和国际竞争能力。中国有上百家钢铁企业，上百家汽车企业，每家都形不成和跨国公司竞争的规模。要利用这次化解过剩产能的机遇，学习高铁、核电的整合经验，组建多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建材、汽车集团，不仅民营资本可以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国有资本也可投资有技术、有人才、但是缺资金的民企，在国际竞争中做大做强。

降息对实体经济中的小微企业意义不是太大。降息会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么？难。降息主要能降低国有企业的融资成本。而国有企业及有特权的民营企业，在市场中，很大一部分充当着二道贩子角色，把从银行贷出来的资金转借给小微企业。经济调整，小企业经济困难，坏账率升高，这些二道贩子可不傻，银行就是把利率降到0，他们给小企业的贷款成本照样会很高，因为要覆盖坏账，对冲风险。反而可能因为经济变差，坏账升高，而提高对小企业的融资利率。

中国实体经济中，数量众多的企业，不赚钱都要维持生产，有些小企业的销售价比成本价都低，不维持生产，贷款机构会收贷，企业就倒了。经济危机后，出口增速下来了。因为欧美老百姓以前过度消费了，现在要储蓄，消费能力下降了。内需虽然在增长，但不会增长太多。经济调整，老百姓收入下降，消费不会增长幅度太大。以前只要遇到经济危机，就加大投资，现在也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投资，修路、开矿、建厂，最终还是会变成出口和消费。以前在欧美拼命消费，中国拼命生产的情况下，对欧美的出口高速增长。加大投资总是没错的，因为未来的产出总是不久的未来会被对欧美的出口消化掉。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游戏玩儿不下去了。中国的制造能力太强，而美国一直在刺激消费，保持低利率，搞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让本来买不起房子的人买得起房子。最后，房地产泡沫及金融市场泡沫破裂。中国人玩儿命生产，而美国人玩儿命消费，这种情况咋办？

靠降息没有没多少用。落后企业应让市场淘汰掉，把资源释放出来，工人到好工厂；苟延残喘，靠贷款维持的企业破产，过剩产能压缩消失，供需平衡，经济才能转好。去过剩产能是痛苦的过程，难受的过程，但没有办法，是必须要承受的。

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十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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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8日73-89页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