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之十二

2021年1 月 26 日  第42—45 页

2008年美国债务危机袭来，中国遭到的最大冲击是外需市场的瞬间冰冻，对于以出口经济为核心的全球第一产能国来说，金融与资产市场面临一轮巨大的回撤；而出口企业的倒闭与工人失业冲击着管理层脆弱的心，他们恰恰没有看到这是中国经济一次必须的结构性调整。

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对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一揽子计划包括四项内容，就是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和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这四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体现了计划的远近结合和标本兼治。关于实现8%左右这个目标的可能性，我想再强调三点：第一，中国正处在市场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也处在消费扩大和结构升级的时期。中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如果你到农村去看，在那里有多少投资都不算多。中国的市场无论从人口和面积来看，比欧美市场大。第二，中国有充沛劳动力资源，有人才优势。虽然当前就业存在困难，但从长远看，这是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三，经过十年多的改革，中国的金融基本是健康和稳定的，这对于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果说欧美在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受到影响的话，那么中国金融要先期防范风险。我们没有拿财政的钱去补金融的窟窿。我以为，心暖则经济暖，我深知这场金融危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克服困难也不能脱离国际经济的影响。但是我们懂得一个道理，那就是乞火莫若取燧，寄汲莫若凿井，就是说你想得到水不如自己去凿井。因此，我希望全体中国人都要以自己的暖心来暖中国的经济。

经济刺激政策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扩大货币供应等一系列方法刺激经济。经济刺激方案稳定了中国经济、邻国经济，但如果实施太久，会把具体陷阱加剧。另外是经济刺激方向。这种方向可能对GDP有贡献，却缺乏福利贡献。有些刺激工具可以短期提高产能利用率，拉动经济增长，却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有害。尤其是以国有企业来作为经济刺激的执行者。然而中国在此轮经济刺激中恰恰采取了膨胀国有部门的做法，甚至还推动国有企业收购私营企业。

中国2009年的货币信贷增长，在改革开放中非常独特，增长的规模巨大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即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肯定会在未来出现不良贷款。也许可以说，美国、英国现在也在这么做，好像没有出现负面影响，中国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中国的货币扩张与美国和英国的货币扩张不一样。对于美国和英国，金融市场出现危机，是因为银行系统资产负债表受到打压，没办法再放贷，这是对供应方的震荡。出现了负效应。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英国进行的货币扩张，并不是直接去扩张货币信贷，而是为了去救市，去修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中国不是这样，中国是直接推动支出。由于扩张的强度大、时间长，肯定会在中国出现不良贷款。

郎咸平1956年生于台湾，在美国大学学经济，刚“空降”到大陆时，不了解国情，信口开河，说中国经济是典型的热得发疯、冷得要死的“二元经济”。他认为中国经济与美国有很大不同，美国是一元经济。中国发展基本靠地方政府修桥铺路推动，这部分过热，占总量的30%。为什么有股市泡沫、楼市泡沫？泡沫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经济发展，老百姓有钱去炒楼炒股了，而是因为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制造业萧条导致的，这个部分过冷，因此有企业家拿应该投资的钱去炒楼炒股，从而造成泡沫现象。这就是过冷过热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

中国政府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少了还是多了？抑或根本就不应该刺激经济？政府出台政策的目的明确，行动果断，但要看钱投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是二元的，4万亿用于基础设施，让热的更热。应该放弃GDP增长，因为那不切实际。有人建议4万亿全部投给民营经济，因为民营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0%，聘用的职工超过全国职工总数的90%，4万亿如果投给民营经济就会产生滚雪球效应，民营企业赚了钱之后可以投资，可以创造出几倍的效益。

政府颁布的鼓励政策和与之相配套的宽松资金来源，使得某些新兴领域或者曾经被忽视的领域，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集中涌入了大量的投资和项目。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地方政府是不会错过中央政府提出的各种重要战略性行业的发展机会。国家发改委所提出的一系列产业规划政策，也使地方政府某些新的投资项目立案更加容易通过，并且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和财政资金支持。

产能过剩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同一时间的想法都差不多，别看是计划经济,但计划中缺乏相应的协调和约束机制。为了抓住转瞬即逝的投资机会，各地政府在很短时间内对有限的几个领域疯狂投资,导致几个产业的产能严重过剩。

这种现象就像传统博弈论的囚徒困境。由于缺乏信息沟通和相应协调机制，有潜力的战略新兴产业，在集中投资的诱导下，很快变成了灾难性的产能过剩行业。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国有银行为了响应中央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号召，大规的激进放贷，直接导致有关产业得到倾斜性支持，高歌猛进发展，最终导致了这些产业严重产能过剩。

除了政府规划之外，企业也对严重产能过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20年，企业管理者预期中国经济会不断扩张，企业会不断扩张产能。即使经济增长下滑时，政府一次次向世界证明自己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决心。在这一大环境下，企业尽可能筹措资本投资，以期在今后经济增长中获益。通过借贷和投资增长比通过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增长方式更容易，很多中国企业逐渐形成通过扩张产能，进行激烈的价格战以获取竞争优势的竞争战略和思路。

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企业形成资产价格势必上涨的强烈预期。在此理性预期下，经营者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尽可能多地借入债务，以期在下一轮资产泡沫过程中获利。开始时被认为是激进的投资举措，随着资产泡沫快速扩张，事后都被认为是非常明智的，甚至是神圣的。这种成功地押宝经济扩张和资产价格升值的经历，导致很多企业家越来越有信心进行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固定资产投资和产能的扩张。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某些行业提供的鼓励政策和担保，支持了激进冒险的投资行为。国企规模增长之所以如此快，背后的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整合。国有企业为了不被其他企业兼并，对企业规模大幅扩张。

国有企业激进的规模扩张给很多民营企业带来更大竞争压力，同时诱使民营企业扩张规模。民营企业逐渐意识到，随着规模扩大，企业有可能获得政府的各种支持和救助。高调的公共形象和对当地财政的贡献以及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成为民营企业在地方政府面前讨价还价最有力的资本。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及企业在资本市场和全国知名度的提升，某些企业会成为地区名片。一旦这些企业发生任何问题，当地政府有较强的动机来推动和救助这些企业。2010年温州金融危机期间大企业得到关注和救助，普通中小企业自生自灭的情况，则更是进一步强化了很多民营企业家扩大自身规模的动机。

银行放贷往往决定企业的命运。银行贷款流程对企业的规模和抵押品的价值有严格要求，偏向大型企业，企业获得银行贷款和能够接触到金融市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规模。为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这一中国最廉价、体量最大的融资方式支持，也从客观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强大的扩大企业规模和产能的动机。在了解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形成背后政府和企业在个体层面的理性思考之后，防止和化解中国目前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就变得相应清晰了。

政府减少行政干预，让企业在尽可能少的外部扰动的环境下，自发的、可持续的规划和发展。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很多企业对未来形成不切实际的预期。一旦市场需求的增长达不到企业实现过分乐观的预期，产能过剩就不可避免。改变市场预期,逐步退出政府提供的各种刚性兑付和救助，让市场参与者对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至关重要。

面对已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局面，破产重组、兼并收购、业务转型，和海外扩张手段，应有一定缓解。然而，如果不厘清产能过剩问题背后市场参与各方的理性思考和策略反应，那么在达到短期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目标过程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精神和方向，将难以得到充分的贯彻和有效的实施。

投资潮涌现象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是常态。当投资过热，涌现某些产业时，除了利用货币政策，提高贷款利率，增加投资成本外，由于政府对整体投资、信贷总量、市场需求等信息有总量优势，可依此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准入和银行信贷制定标准，并监督检查标准的实施。适时发布这些信息，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投资和未来供给总体情况的变化，避免潮涌在产业升级时过度发生。

新古典经济理论不适用中国这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才能以产业、金融、投资管理政策来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仍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首次连载2017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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