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七十二)：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27节

2020年7 月17 日    第311  —318页

“大衍之数五十”导源于勾三股四弦五，具体说来，导源于伏羲氏证明勾三股四弦五的《弦图》。中国古人讲究“体用”，认为任一事物都有本体和能表现本体以使本体得以应用的两个方面。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大衍之数五十”是推演天地关系的数字本体，它是如何被体现出来的呢？是在一个面积为49的正方图形中被推导出来的。或者说50在49中得到最简捷、最清晰的证明。按照先民的思维方式，此即“大衍之数五十”为体，面积49的《弦图》为用。

具体到揲筮法，“大衍之数五十”这个本体不进入实际运算，“其用四十有九”，49根蓍草才是“用”。历代有错觉，以为拿50根蓍草，行筮时去掉一根。古人没必要多此一举。这是两句话，规定的是两件事。“大衍之数五十”是从天地关系上确定的“大衍”的总数，并没说先拿50根蓍草。其用四十九是确定的“用”的数量，这才是行筮时所用的蓍草数量。它来源于伏羲氏的《弦图》，而非50减1。

对50和49的探讨带总论性质。下面看具体的行筮步骤：第一步，将49策蓍草任意分为两部分，即所谓：“分而为二以象两”，太极被分解了天地两部分。第二步“卦一以象三”，是指信手将49策蓍草分开后，然后从左边那簇策取出一策放在左手的四、五指间。这个动作叫“卦一”。蓍草已被分为左右（天地）了，又分出一策独立的以象人。天、地、人，此为三才，即“象云”。这个动作不是一次性的，“一变”时如此，“二变”时亦如此，“三变”时仍如此。因为这跟蓍草不代入推演，有人会说，何必“卦一”呢，直接用48策蓍草推演不就行了吗？的确，大面上一看，搞这套是繁琐哲学，除表示某种虔诚外没什么实际意义。但古人这么规定不是没根据的，根据仍来源于《周髀》中伏羲氏创下的那张《弦图》。或者说，这张《弦图》规定了古人必须这么“繁琐”。

《弦图》的面积为49。49由三部分组成：4个半矩形的面积各为6，积为24；4个直角三角形的面积各为6，积为24；在图的中央，有一个面积为1的正方形，既不属半矩形，也不属直角三角形，它被半矩形与直角三角形圈于图的正中央，完全是独立的。在易学的“三才”观中，人是居于天地中央的，这个1个单位的中央方形在《弦图》中就是“人”的象征。在《弦图》中，中央的“人”既不属天又不属地，只是处于天地流转之中。但是图的一部分，是天地间的一个独立实体。

《弦图》本来就“三才”俱备，并没把这块“人”这块挖下来。所以本于《弦图》而立的筮法，在实施时必须先拿出49根蓍草，与《弦图》的面积49吻合。而在推演时，再把“人”这策“卦一”，以与图上“人”不占直角三角形与半矩形的面积吻合。

按照上古已有之的“三才”说，筮法的基础是推演天地流转对居于中央的“人”的感应，从而预测人可能的行动及后果。在这种预测体制中，“人”是核心，天地俱围绕“人”这个核心运动。但人在天地面前是被动的，或者说是被感应的对象，而不能去感应天地。因此，在筮法中，蓍草推演既要把“人”包容进来，同时又不把“人”代入推演过程。《弦图》从面积划分上表明了这一规定，而筮法则用“卦一以象之”体现了《弦图》的这一规定。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是指四策一组分数蓍草。通过前文论述可以看出，这个步骤同样来源于《弦图》。分数蓍草时为什么不两策一组，不三策一组，而非四策一组，是为了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四策一组怎么就能象征四时流转呢？《弦图》被分为4大块，每大块由一个直角三角形和一个半矩形组成，4个直角三角形表明顺时针的旋转趋势，与河图的旋转方向一致。当不计中央那块“人”的面积1时（筮法中的体现是“卦一”），4块的面积各是12。而12是个不寻常的数字，是太岁纪年留给我们祖先的基本纪时数字，十二次、十二月、十二辰、十二地支等俱由这个十二来。在《弦图》中，中央“人”不能体现出时间，时间是通过“人”周围的天地运动体现出来的。所以《弦图》中得四时由四个12组成，共48。落实到筮法中，则是用右左右手4策一组分数48策蓍草。这就叫“以象四时”。

至此可解释，为什么筮法中规定三变而成一爻。筮法的基本程序似乎将蓍草四策一组，左右手进行“一变”、“二变”、“三变”而成一爻。4乘以3等于12。而《弦图》每一大块为12。“四营而成易”，筮法中的12再乘4为48，而《弦图》4大块的面积为48。

看来揲筮法系古法站得住脚。如果给易的产生初期勾勒个框架，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原始巫术。原始巫术分出了两杈，准宗教现象那一杈不谈。再一杈是由巫术而调动出的先天潜能使初民感悟出了河图与洛书。河洛是个底子，在这个基础上“仰观天象，俯察物形”，“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经过反复修订而产生八卦。八卦“类万物之情”，由这个基点抵达“万物之情”则需要桥梁。以筮数位内囊的揲筮法恐是早期桥梁之一。揲筮法的筮数不是唯一的，从卦的卦数中还可以衍生出其他古法与古筮数，只是年代久远。现有的已湮没了。

关于筮数的来由，就谈这么多。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由“勾三股四弦五”及从《弦图》中推导出来的筮数，是什么时候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周公和商高在对话中大而化之地推到伏羲氏头上。所谓伏羲氏，是包容上古那些大睿大智事物的符号，并不是具体人。而且一般说，伏羲氏稍晚于仰韶时代，或者说出现于仰韶时代晚期。联系到本书所述内容，筮数的来由能够追溯到仰韶时代吗？现代考古成果表明：能。或者说，易占的那些参数，在仰韶时代即已初露端倪。

1985年，在安徽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村发现一处仰韶文化遗址，碳-14测定，距今5300年至5600年，是长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考古发掘揭露史前祭坛一座，面积约600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石块、鹅卵石和粘土搅拌铺设。祭坛南端大墓出土了一批玉制礼器，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通体精磨的玉龟一件，由背甲和腹甲组成，背、腹甲之间夹有一长方形玉片，玉片中央刻有两个同心圆，大圆圈套小圆圈。小圆内分布一规整八角形纹样，大圆内以直线平分八等份，每份内各分布一圭形标记；大圆之外有4个圭形标记，分别指向玉片四角。

研究者指出，玉片图形与太阳有直接或间接关系，八角是太阳辐射出的光芒。在天文学上，大圆往往代表宇宙、天球和季节的变化，含山玉片大圆所分刻出八个方位，可视作与季节有关的图形。玉片图形中的四方和八方，又与四象和八卦的概念相合，在季节上相当于农历的四时八节，并进一步推断当时已产生了原始的太阳历。

古代天文学中的所谓四象，既表示空间四大区星象，又象征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和春夏秋冬四时季节，即东宫苍龙，代表春季；西宫白虎，代表秋季；南宫朱雀，代表夏季；北宫玄武，代表冬季。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为一年，即太阳在恒星之间运行的轨迹。

所谓星宿，意指太阳在运行明止歇暂宿之处，一年中某个节气的确定，取决于太阳在黄道上的具体位置，这就是观日授时。玉片上大圆外四个圭形标记，在空间上表示四维，在时间上则表示四时。大圆内等距离排列的八个圭形标记，应分别表示二分、二至以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最重要的节气。从某种意义上说，凌家滩发现的玉龟和刻纹玉片，可能是最原始的天文仪器。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龟和玉版有可能为《归藏》找到些依据。玉版出土时夹在玉龟的背甲、腹甲中，符合“元龟衔符”之类神话传说。玉版正面为长方形（反面略内凹），中部刻一圆，圆内刻方形八角星纹。小圆及八角星纹是太阳闪光的图案，是东夷人太阳崇拜的反映。小圆之外刻一大圆，此圆及玉版的方形，象征天圆地方。《大戴礼记》云：“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看来“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由来已久，直到汉代才被浑天说代替。此玉版象征天圆内有小圆及方形八角的太阳符号，符合《大戴礼记》“圆曰明”记载。至于与圆相对、代表大地的玉版外侧的方形，则相比之下就属于“方曰幽”了。

《周髀算经》说：“数之法出于圆方”。玉版在“天圆地方”宇宙观的支配下，体现了人们思想认识水平能达到的数与理。玉版的核心小圆与大圆之间，以直线平分八等份，每等份内都刻着由两块璋形图案所组成的圭形纹饰，从而将内外圆之间划分为八个等份。外圆又向玉版四角之间，伸出4个圭形（由两个璋形组成）纹饰。在玉版四周边沿，两短边分别钻个孔，一长边钻个孔，另一长边分别从两头对钻孔（共四孔）。这些数代表了一定含义。圆圈内与四边垂直的圭形纹饰，代表四方，再加上另四个圭形纹饰的指向代表八方。大圆外指向玉版四角的圭形纹饰，则代表了四维或四隅的指向。《淮南子・天文训》：“曰东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于玉版四边的钻孔：一长边四孔的，代表大地之四极。《楚辞・离骚》：“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四极指四方极远之地，也指大地四方之极。两短边各五孔者，表示东南西北中五方。《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五方即是此意。另一条长边的九孔，指九天或九野，指天的中央和八方。如，屈原《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九天”即此义。据《吕氏春秋・有始》载，具体指“中央的钧天，东方的苍天，东北的变天，北方的玄天，西北的幽天，西方的颢（昊天），西南的朱天，南方的炎天，东南的阳天”。《淮南子・天文训》、《广雅・释天》都有同样的记载。

5300年前的凌家滩人不大可能知道天分九野名称，但八方加上中央称九天或九野还是知道的。这样解释凌家滩玉版所含的数与理比较直观，与当时凌家滩人原始的宇宙观合拍，都直接包含在“天圆地方”的概念内，与凌家滩人原始认识水平一致。凌家滩玉版所含九五之数，与后世河图、洛书及九宫八卦图最基本数理暗合。

《淮南子・天文训》记载天有九柱支撑，地有四维拴系观念，此时是否已形成，玉版中的四孔和九孔之数是否已寓有此意，不敢妄测。玉版在当时是测量时节，从而指导农业生产的用具。这里说的时节，也是带有初始性的。人们观察天文，测算时节，首先是从观察太阳出山时的不同位置开始的。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述，日出东北方为夏，正东方为春秋，东南方为冬。前述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陶文，就是当时人们观察太阳，测算出春秋二分的记录。

古人认为山离天近，愿意在山上祭祀上天。凌家滩墓地位于聚落区的最高点，还被人为用砂石垫高，与祭山从而祭天的太湖山处于相对方位，故此祭地从而祭祖无疑。后世帝王的封禅，如秦皇汉武封泰山以祭天，禅梁父以祭地（梁父为泰山下的小山），就是东夷人山岳崇拜发展的结果。不过后世帝王祭天，早已将其祖先一道配享了。

从河南舞阳贾湖的龟铃、骨笛，到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玉龟、玉版，史前之数恍兮忽兮、窈兮冥兮地表现了先民对阴阳宇宙之道的探求与认识。凌家滩玉版钻孔所见数的图式与河图、洛书相类而有别，是目前所见上古数字点图最远的一脉。史前龟铃外形天圆地方，内藏数目物品或即天、地、人三才之说始源之一。凌家滩玉版纹饰所见方圆八极、天下有中的意识，凌家滩玉版对数字5的强调，或与河洛之数以5居中相关，反映着原始阴阳宇宙论思想间的关系。

《易经》的一个重要整理者是人尖子周文王，他是在羑里完成这步工作的。羑里在河南汤阴县，那里有座商朝建起的牢房。至今汤阴人提到羑里依旧挺自豪，说汤阴这地方不仅是岳飞的故乡，而且有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家监狱。《史记•殷本纪》中说：“纣囚西伯（周文王）羑里。”所谓文王拘而演易经，即是说周文王是在羑里的国家监狱中编撰了《易经》六十四卦。当然，周文王脑瓜再好使，也不可能在短暂的羁押期完成六十四卦。即便有这回事，他也不过是把前人的东西做了些归纳。或者说六十四卦是过去就有的，不过在他这儿打了个包。

从河洛文化到《易经》的演变，古人虽然做了很多研究，具体过程至今也不清不楚。仰韶文化对河洛文化的催生作用，至今是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但流变的中间过程说不清楚，不等于演变不存在。可以估计的是，仰韶文化应该是河洛文化的母体。

为什么这么说？根据就是传说中的伏羲氏推演八卦。伏羲氏演八卦明明是传说，居然拿来立论？伏羲氏固然是传说人物，或者说，不过是个代号，但是推演八卦这件事不是传说，而是必然发生过的过程。

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仰韶时代的蒙昧。蒙昧状况，在今人看来，显然非常糟糕，而冷静下来考虑，又能咂巴出别样滋味。或者说，没有科学文化有没有科学文化的好处。

从仰韶时代起，初民就信奉万物运行被“天”所制约，按照“天”的规定运行。人自认为能够随心所欲，其实不过是孙猴儿，不管怎么蹦，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或者说，只能在基本规律的规定中生活。

仰韶时代没有科学，当然更不会有分类科学。没有分类科学固然是坏事，但同时也是好事，其中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是没有分类科学中的那个“类”的羁绊，那时的人们考虑问题，推求因果，没有“类”的局限，海阔天空，从今人看来不搭界的事中推求因果。这种方法的哲学基础是万物一体，把世间万物装入一个统一体，整体打包，考虑其中每一动之间的联系。人们逐渐找到此一动与彼一动的关联，而表明这种关联的公式，就是卦。由于有了卦，人们可以推知未曾发生的事情。

既然事物运行可以被推算出来，所以求神拜佛意思就不大了，所以中国文化中没有鬼神的位置，宗教在中国也就很难火起来。

且不说易学界如何研易，当注意的是，后来宗教界也注意到了洛书，并且把从洛书中推导出的一个神秘数字承接过去。换一种说法，那就是宗教创始人也不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它神奇，于是见诸于宗教经典，并在教义中得到广泛运用。这个数字就是7。

请注意，洛书右边中间那个数字是7，顺时针数，6加1是7，8减1是7，3加4是7，9减2是7。就是说，洛书是被7所环绕的。

7是神秘数字，何以这么说？1除以7等于0.142857的循环小数，2除以7等于0.285714的循环小数，3除以7等于0.428571的循环小数，4除以7等于0.571428的循环小数，5除以7等于0.714285的循环小数，6除以7等于0.857142的循环小数。总之，任何数除7，如果除不尽的话，就只能是1、4、2、8、5、7这6个数次排着队循环。

7这个数字，不仅被中国古代贤人注意到了，而且在多门宗教的发凡过程中，被创始人注意到是一个神秘而不可思议的数字。于是，7这个自然数不仅出现在儒家经典中，而且出现在中外宗教经典中。

儒家推崇七经，立七庙供奉七代祖先，提倡七种祭祀，把日月和五行政治化，称为七政。《周礼•天官•小宰》将治国归纳为7件大事：祭祀、朝觐、会同、宾客、军旅、田役和丧荒。《文心雕龙•宗经》说：“于是《易》张十翌，《书》标七观。”五刑加上鞭刑和流放，共为七刑。西汉有七科谪戌之法，即对7种违法行为者实行遣送到边地担任守卫任务之处罚。在先秦两汉时期，7这个数字就是牵动政治的绳系。

7也是佛学的重要数字。佛教称毗婆尸、释加牟尼等为“七佛如来”，称地、水、风、火、空、见、识为“七大”，“七大”被认为是宇宙一切时空事物的7种基本要素。佛寺建塔以7层为最多，故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之语。佛教徒修行方式有“打七”，即举行“禅七”，专心参究，以7天为一周期，或70天为结冬（冬季3个月坐禅）的行事。人死后7天，要请和尚诵经念佛，代死者忏悔，故又叫“忏七”。

道教用7描述道义道规。宋真宗时张君房撰成《云笈七签》，云笈是道家藏书器之名称，南朝陶弘景所著《真灵位业图》，将神仙分为7个层次。道教崇拜北斗七星，戴七星冠，执七星剑，炼丹时讲究回火炼7次，叫七返灵砂或七返还丹，据说服此灵丹之后，可以起死回生，还魂还魄。晋代葛洪在《抱补子•地真》中提出人有三魂七魄，说人在弥留之际一直到亡命后一些日子，魂魄一个个分别离去。故对水陆暴死者要停七七四十九天，并设坛诵经，以超度死者亡魂，对正常死亡者要每七天祭祀一次，直到七七四十九天止。

7在基督教里代表什么？7是完全数目，4加3而成，4代表世人，3代表神。人和神连起来，就是完全。7表明完全，在圣经中有多例。圣经中第一个7，是神在第七日安息，完全的安息。诺亚入方舟后，神尚留七日恩典。亚伦及儿子当穿圣衣七日，并洁净七日，完全的圣洁。人若犯罪，祭司当七次为他蘸血，七次洒血在圣所的幔前，完全的洗净。亚伦和儿子拿答七天住在会幕里，完全的同住。赎罪节的血要七次洒在施恩座前，完全的救赎。无酵节要七日献火祭，完全的奉献。住棚节要七日守节，完全的荣耀。地在第七年不可耕种，完全的安息。攻打耶利哥城时，七个祭司吹七支号，围城七日而城崩陷，完全的得胜。所罗门建殿七年，守节七日，完全的敬拜。乃缦七次洗于约旦河，完全的信赖。约伯有七个儿子，完全的福气。约伯的朋友七天七夜为约伯悲伤静坐，完全的悲哀。他们后来当用七只公牛，七只公羊，献为燔祭，完全的悔罪。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完全恩慈的表显。七个执事治理供给的事，完全的服劳。旧约表神如何（暂时）对待世人，就用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期；新约表明天国隐秘时代的光景，就用七个比喻；启示录豫言教会各代情形，用七封书信。启示录中有许多7，是一本“7”的书，有七异象，神的座前有七灵，七个金灯台，七个灯；羔羊有七角、七眼、七印；七天使吹七号；兽七头，头上七冠；七碗泄尽神最终的七灾；七座山代表七个王。全书用7字约56处，论神如何在最终时代中对待人，所以7数是时代的完全数，意即暂时完全数。

可以说，对宗教传播予以重大打击的是北宋的易学家邵雍，他居住在洛阳，谥号康节（洛阳至今保存邵康节故居）。他创先天学，以为万物皆由太极演化而成，着《观物篇》《先天图》《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等。《梅花易数》相传为邵雍所创，以易学中的数学为基础，结合易学中的象学占卜，相传邵雍运用每卦必中，屡试不爽。梅花易数依先天八卦数理，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随时随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种多样。如果是体卦克用卦，那么所占诸事往往吉利，如果是用卦来克制体卦，往往所占诸事凶险。体卦生用卦，常常有耗损的忧虑和祸患，用卦生体卦，常常会有进益的喜庆，如果是体卦和用卦比和，则是百事顺意、心想事成。

中国人自古推崇化繁为简。梅花易数起卦相当的简单，凡是算命的，还没两句话，算命先生就起卦了，从天上飘来一片云到死了一只鸡；从张家生了个胖小子到隔壁的狗叫了三五声；从东山上滚下来块大石头到西边飞过来两只鸟；从一个年轻男子崴了脚，到山腰上开了一片花……凡此种种，都可立即起卦，而且往往张嘴就来，推及出毫不相干的事物的走势。我曾经亲眼见过推演梅花易数的高人当场实践，结果是，高人起卦后，每每必中，而中间过程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

按照分类科学，凡事当由各个学科分门别类研究，这样才能对每种现象研究精细，认识清楚。但与此同时，也可以说，分类科学的每个门类，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见木不见林的，事物的总体面貌不可能被认识清楚。在没有分类科学的时代，也没有门类设置的藩篱，张家长李家短和日月星辰的变化可以装进一个筐里，研究彼此间的对应关系。被今天的人们看着毫不搭界的事，被纳入由此及彼的研究。

西方认识到这个层面上，晚了数千年。何以为证？蝴蝶。

蝴蝶效应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这是一种混沌现象。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兰兹在论文中分析了这个效应：“一个气象学家提及，如果这个理论被证明正确，一个海鸥扇动翅膀足以永远改变天气变化。”在以后的演讲和论文中，他对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句话的来源是由于这位气象学家制作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模拟气候的变化，并用图像来表示。最后他发现，图像是混沌的，而且十分像一只蝴蝶张开的双翅，因而他形象地将这一图形以“蝴蝶扇动翅膀”的方式阐释，于是便有了上述说法。

往后，蝴蝶效应常用于天气、股票市场等在一定时段难于预测的较复杂系统。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的结果有极大差异。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个坏的微小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戏称“龙卷风”或“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蝴蝶效应在混沌学中也常出现，又被称作非线性。对于蝴蝶效应，欧美人有些洋洋自得，认为是西方科学见微知著的代表作。

所谓蝴蝶效应，不过是中国古人玩儿剩下的玩意儿，为何这么说？因为中国人自古就是这么做的。“蝴蝶”相当于梅花易数中的随机因素，所谓“得克萨斯州龙卷风”相当于推卦结果。自古，中国高明的术士如果看到蝴蝶扇动翅膀，实时起卦，不仅也会推出得克萨斯州龙卷风那类事情，而且会推演出更多事物。显然，事物蝴蝶效应是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的，而万物一体正是易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长期以来，一部分古人总是盯着《易经》中最实用的那个部分，从而发凡出了命相之学，以供术士们算卦，街头算卦先生用卦象算卦，挣俩钱儿，混碗饭吃；宫廷里的御用术士则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用算卦来预测政治行为的结果，或者军事行动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易经》是一本教人算卦的书，话不能说不对。但是，如果认准了《易经》仅是部卦书，又是在糟蹋真正的好东西，是挂一漏万。

初民之所以寻求预测方法，以致后人编出《易经》，初衷不是满足算卦先生的工作需要。那么，目的何在？实在是阐述对事物运行规律的认识，用前科学的眼光诠释着博大精深的宇宙观。不妨说句我的个人感悟，那就是用前科学手段总结出来的易经理论，有的地方比现代科学产生后，现代人对世界运行规则的认识更阔达，亦更本质。

三、连载(七十二)：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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