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 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3节

2019年3月 4 日  第134— 138页

据说，归还中国的七批采集品，有的在南京中国地质调查所博物馆里陈列过，安特生最后一次访华时曾亲眼目睹。尽管他认为“从技术上说，斯德格尔摩东方博物馆以赏心悦目的展览方式展览瑞典的一半之文物比这里好得多”。这倒是句大实话。他并不赞成“满足于把陶罐中最优秀的作品选出来，用一种我们并不会赞成的比较拥挤的展览方式来展出”，看到这批甘肃和青海地区的精美彩陶陈列在“设计优美而又完全现代化的伟大博物馆”里，仍然感到羡慕和欣慰。

1935年，国民政府在南京珠江路942号建起了中国地质矿产陈列馆，把北平丰盛胡同地质矿产陈列馆一分为二，把其中最主要的标本随同中国地质调查所迁往南京新馆。南京新建成的地质矿产陈列馆开馆不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随即逼近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和南京其他政府机关接到命令，限期三五天内紧急撤离。地质调查所全所的员工连续奋战三昼夜，在11月16日到18日把陈列馆、图书馆，还有各个研究室的重要的标本、图书和仪器，统一装箱和编号，共202箱，其中陈列馆标本占88箱。

地质矿产陈列馆的标本大多笨重，只能精选历年采集和收藏的珍贵标本带走。至于那批运往重庆的精选标本中有没有安特生退还的仰韶文物，如今找不到任何档案记录。一个间接证据是，安特生退还的仰韶文物没有出现在重庆中国各大科研机构联合举办的展览名单中。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硝烟中，年过六旬的安特生再次来到北京，准备继续在中国进行考古工作。抵达北京后，他看到城里城外尽是日本鬼子，炮声隆隆的中国已无法进行学术考察，1938年他回到瑞典，从此再也没有来过让他声名远播的中国。

1946年夏，中国地质调查所由重庆迁回南京。年轻的地质工程师刘东生记得，当时有几百箱标本从重庆运回南京，到1946年底才运完，接着他们就拆箱清理标本。在那里，他看到三四个彩陶罐子，都很完整。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出任地质部部长，传奇将军何长工被毛泽东点将出任地质部副部长。地质工作异乎寻常地被急速推向中国经济建设的前台。地质部决定将全国地质陈列馆领导机构由南京迁到北京，北京馆改为总馆，南京馆成为分馆。

1958年9月，中国地质博物馆大楼落成，标本由兵马司9号迁入新馆。1959年9月，新落成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一至四层26个陈列室的布展结束。10月，地质博物馆以崭新面貌正式向观众开放，共计展出面积4500平方米，展出标本17039件。这些展览中，惟独没有安特生在中国仰韶考古发掘的文物。而此时的安特生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他在中国的考古贡献和学术研究成果遭到中国国内学术界质疑，所以没有人能正面谈论安特生以及他所归还的仰韶文物。

1960年，86岁的安特生在瑞典的家中平静地告别了世界。安特生去世后第二年，仰韶村文化遗址被中国政府列为“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后来，遗址又被评选为20世纪中国考古的百件大事之一。

2004年9月，瑞典东方博物馆以安特生的考古发掘品为基础布展。为配合展览，出版了两本图录，一本是同名的汉英文双语版的《中国之前的中国》，着重介绍收藏品的来历；另一本是瑞典文版的《中国之前的中国》，着重介绍这批收藏品的价值和意义。在介绍收藏品来历的图录里，把安特生到中国发掘的经过、安特生考古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此后半个世纪国际学术界对安特生本人及其学术贡献的评介等，都做了简要回顾，也涉及到安特生的发掘品及其入藏东方博物馆的经过，但是由于图录篇幅的限制，对后面这个问题没有多加讨论。

那么，瑞典返还中国的仰韶文物到哪儿去了？对这个问题，尽管仍然有人不甘心，打算找找，但是，就像那个丢失了的“北京猿人”头盖骨一样，没有人认为它们还能找得到。

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出现了一个小小转机。

中国地质博物馆坐落在北京的西四十字路口西南侧，由于那一带尽是些平房，这座不算高大的建筑物挺显眼。2001年地质博物馆开始大修，地下库房的标本被临时搬走，直到大修结束才重新迁回库房。

2005年夏天的一个午后，中国地质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冯向阳博士带人清理库房的岩石标本时，发现了3个标本箱，这些木箱没有任何标志，而且箱子较轻，和馆里那些装岩石、矿物的箱子的重量明显不一样。

偶然间，冯向阳打开一个箱子，看到旧报纸包裹着一个完整的陶罐，四周有均匀分布的太阳图案。他猛然想起，以前在别的材料上见过半坡村彩陶盆，上面好像也有彩色太阳。他预感这个陶罐价值非凡，于是打开了第二箱和第三箱，同样是陶器。

随后，冯向阳又有新发现。当他把外面的包装纸全部拿走以后，在箱子底下还发现包装比较好的一些碎片，而且上面写有Y·S字样的标记。显然，这些标记不是地质博物馆馆藏标本的登记方式。

这些奇怪的编号是什么意思？冯向阳向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程利伟汇报，程利伟觉得蹊跷，仔细观察这些陶器和陶器碎片，除了有些陶器上标有Y·S记号，还有的陶器碎片上写着K字打头的编号和带有方框的P字标志。眼前的这些字母编号让人迷惑不解，毫无疑问，这绝对不是中国地质博物馆使用的编号系统。

程利伟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大约2002年，博物馆收到了瑞典驻华大使馆的函，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招待会，当时我因为有别的事情很忙去不了，就临时委派了一位副馆长去参加，这位馆长回来以后告诉我，说瑞典方面正在中国寻找当年遗失的仰韶文物。”当时程利伟想了想，认为中国地质博物馆没有发现收藏仰韶文物的记录，所以就让人给瑞典大使馆回复。就在这时，保管部的冯向阳再次来到馆长办公室报告说，他们发现一块陶片上有用毛笔写的“仰韶村”字样。根据统计，库房中发现的陶器和陶器碎片共计29件。此时，程利伟突然意识到，博物馆发现的这批古代陶器会不会就是瑞典方面正在寻找的那批仰韶文物呢？

那么，瑞典为什么积极寻找这批中国考古文物的下落？程利伟思前想后，决定登门去向博物馆的老前辈、年已九旬的研究员胡承志求教。胡承志被尊称为“博物馆里的活化石”。这位老人曾经在博物馆保管组工作，但他也不记得自己是否见过这些陶罐或陶片，不过他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这3个箱子里装着的，应该是安特生按照协议归还中国的仰韶文物中的极小的一部分。

就在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伟博士应邀鉴定地质博物馆的仰韶文物。李新伟毕业于河南大学，后来回忆说：“地质博物馆发现的这批文物，应该说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根据我们发现的一些档案材料看，瑞典方确实分几批返回了一些文物，但是现在地质博物馆发现的这些珍贵文物，是我目前看到的唯一一批跟安特生在仰韶、甘肃、青海地区工作有关的材料。”

李新伟猜测，安特生归还的仰韶文物有可能分别保存在一些学术机构，也许在南京博物院，也许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2006年春，中国地质博物馆工作人员前往南京开始查找。他们在中国第二档案馆找到了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1948年开馆时印制的《参观指南》。在上面清楚地写着在第一层展厅陈列中有史前仰韶时期的陶器。

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随即前往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了解情况。但是，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来访者说，他们从来没见过安特生退还的仰韶陶器，也没有任何档案记录。

据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推断：既然刘东生1946年在南京拆箱清理标本时看到了陶罐，1948年在南京地质矿产陈列馆展出的《参观指南》里也标明有仰韶文物，就可以肯定，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库房里发现的彩色陶罐就是1946年刘东生在南京看到的彩色陶罐。

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时隔半个多世纪，小部分仰韶文物突然现身于北京的中国地质博物馆？它们是何时从南京运到北京的？这些陶罐和陶器碎片是瑞典东方博物馆要查找的仰韶文物吗？为什么直到2002年才提出查找安特生当年归还仰韶文物的下落？那些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地下库房发现的陶罐与陶片上的编号究竟是怎么回事？

中国地质博物馆副馆长曹希平和瑞典东方博物馆取得了联系。2006年5月，曹希平随《探索·发现》摄制组前往瑞典，希望能在安特生的故乡找到更多的线索和仰韶文物失踪的最终答案。接待者是博物馆的研究部主任埃娃女士。在这座博物馆的主展厅，浩浩荡荡的仰韶文物给人的视觉造成强烈的冲击。埃娃把曹希平等带到展厅转角处，他们发现展柜中有件陶片的编号用字母K打头，并带有方框P的标志。中国地质博物馆发现的仰韶文物上同样也有这种带K字打头的编号和方框 P的标记。埃娃女士说：最近我们在重新整理库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批标有字母P的标本，当时安特生对所有这些标本都做了标记，分别标上字母P和S，标有字母P的标本按计划应返回中国。S是瑞典斯德哥尔摩的拼音字头，而P则是中国北京的英文字头。

东方博物馆对他们开放了库房。在此，他们发现了安特生在中国发掘文物的编号，都是K字开头，并用到1959年。在中国地质博物馆发现的仰韶文物上面，同样也有字母K字头的编号。曹希平认为，在瑞典文中，中国叫kina，第一个字母是K，这批文物来自中国，安特生用K字开头可能说的就是kina。

连载(三 十三)：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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