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 十一)：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3节

2019年2月   25  日  第127— 130页

内务部于1916年11月制订了一部古物暂行办法，已明确规定取缔私售外人等，但“尚未能将各项古物应如何区别种类，限制出口规则详细厘订”。1924年，内务部又拟定古籍、古物、古迹保存法草案，并提交国务会议研究，“因时局变更，未经议决公布”。这个草案第二十八条内载：“凡古籍、古物及古迹，无论何人，不得任意毁弃损坏，并不得贩运或携出国境。”然而在具体拟定古物法规上，两部相互催促，加之1927年前后政府南迁，时局不稳，最终未能实行，一切详细办法无从拟议。1927年3月，国民政府下令：税务处妥订禁止古物出口办法令。内务部声明在根本法未经订定公布之前，由税务处参酌民国五年订定的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各条，厘定章程，通行各机关遵照办理，以资救济”，待政局大定，再由内务部依据民国十三年草案拟定明细规则。此后，直到1935年3月，国民政府才颁布“裁决古物规则、古物出国护照规则、外国学术团体或私人参加采掘古物规则”，对于采掘古物、古物出国护照等作了简单规定，显然不符合限制文物出口的要求。

由于法规不完善，未对文物艺术品进行分类分级，未对出口文物做出严格规定等，导致海关无具体法则可依，容易让精明的“洋庄”和外国古玩商钻空。更有甚者，还出现海关等部门和古董商串通使用非法手段降低文物出口税的现象。作为行业协会，古玩商业同业公会可以为会员拓展外贸业务开具证明，因为无严格法规政策可依，并不对会员所运古玩可否出口做仔细检查。政府的疏漏以及古玩出口的各个环节简单手续致使文物一路畅通至海外。

安特生从中国西北回来后，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面对这样一种现状。中国人对文物大量外流憋了一肚子气，很想拿出像样的法规控制住这种局面，但严格的法律条款没有正式出台。摆在安特生面前的是正在逐渐关闭的大门，但门没有关紧，有一道明显的缝。

安特生在中国西北搞到的仰韶文化遗物，就在这种法律不十分明确的背景下出去的。至今回过头看，这批珍品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地出国，关键所在是绕过法律，经过高层沟通，走旁门出去的。

1924年10月，安特生自甘肃回到北京后，在甘肃和青海的考古材料也陆续运抵北京。他遇到了头疼的问题，对此行发掘的仰韶文物归属和保护，颇费思量。这些东西是在中国土地上获得的，怎么合理合法地拿到瑞典一部分？他希望能以此前中瑞双方就化石达成的协议为蓝本，对考古采集品也作同样处理。

经过安特生和中国、瑞典双方相关负责人的协商，1924年12月31日，支持安特生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委员会的三位委员给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名誉所长丁文江、所长翁文灏寄来一份有关安特生在中国考古采集品的协议。协议虽然采用通信形式，但是却代表中瑞双方的官方认可，实际上安特生采集品的命运正是由这个协议决定的。

陈星灿把协议文本翻译如下：

致北京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和翁文灏博士

尊敬的丁、翁先生：

安特生博士让我们注意到下面的情况：Wiman教授和Halle教授已经就归还中国地质调查所一套哺乳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的采集品达成协议，但是考古采集品还没有达成这样的一种协议。这是因为这些采集品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引起重视，且大多被安特生保存在北京之故。

现在安特生博士要求我们拟定一个有关考古采集品的协议，根据和他的沟通，我们把结果通报如下：

1.我们理解你们和安特生博士已经就人骨遗骸的归属达成共识，安特生博士发掘的人类遗骸应全部移交给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的这类采集品都已经在你们手中。这些采集品包括完整或近乎完整的178具人骨，具体如下：

沙锅屯约  40具

仰韶村    20具

朱家寨    65具

辛店      25具

沙井      28具

合计     178具。

我们知道安特生博士已经向你们建议，考虑到人骨数量众多，少数几具，比如说上述每个遗址所出的两三个个体，在科学研究之后，送给我们以便和我们的众多文物一并展示。我们将非常感谢你们的美意，因为如此则能够更完美地展览这些文化。

2.我们知道，如同就脊椎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达成的协议一样，双方同意我们把安特生及其助手在诸遗址发现的第一套人工制品和动物遗骸留在瑞典。全部采集品的大多数将被送至瑞典做科学研究和描述，在安特生博士（如他不在或在我们）的照拂下，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精心挑选一套采集品，目的是给地质调查所一套精美的、尽可能完备的、有代表性的各种不同组合的人工制品。归还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这套人工制品（包括此前送还中国研究机构的部分），应该尽可能达到有保存价值的材料的一半。

展示用作古人食物的动物骨骼，只有很少部分可以保存，但是我们也将看到，这批采集品中有代表性的一套也将送还给中国地质调查所。

3.这批材料的科学研究我们将与安特生博士合作，分派合格的专家承担工作，尽可能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以便促成答应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这套材料及时归还，避免没有必要的拖延。

4.就科学报告的发表形式而言，我们完全赞成安特生博士同意所有的报告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出版，我们接受此为协议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将竭尽全力协助报告的出版，使之与这些由自身体现出来的别具一格的文化相匹配。但是，我们不能承担5万克朗之外的出版和印刷费用，这笔资金是委员会的一员和丁博士一起从瑞典的一位捐赠者得到的，其中的大部分将被用于出版脊椎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专刊。

我们注意到安特生博士已经得到你们的授权，在每次征得你们的同意后，可以用瑞典文出版这些研究报告的简本。

5.最后，基于安特生博士的建议，我们在此宣布我们不仅乐见所有归还的化石，也包括所有的考古遗物，既要根据达成的协议精心挑选，还要细心包装并运送至中国。我们的委员会将支付运抵上海的运输和保险费用，并事先通告这些归还物品的发货时间。

我们的委员会将不再负责物品运抵上海之后的费用。

斯德哥尔摩， 1924年12月31日

支持安特生博士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委员会

信的落款为“支持安特生博士在中国从事科学研究委员会”，是不是瑞典那个“中国委员会”的简称？不得而知。委员会领导是瑞典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有“中国情结”，喜欢吃中国菜，喜欢中国陶瓷艺术。1905年结婚时，祖父奥斯卡二世送给他一对清朝花瓶，他如获至宝，从此开始搜集中国瓷器，成为知名的中国瓷器收藏家。他组织了“中国委员会”，自任主席，倒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中国委员会”的工作宗旨就是搜集中国古董。由于这位王储的不懈努力，瑞典成为中国境外搜集中国陶器和青铜器最完整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