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 十四)：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1节

11.羞涩的反击：李济在西阴村的考古发掘

安特生的名声最火爆时，一位名叫李济的中国年轻学者唱了几句反调。不要以为李济的批评有多尖锐，那时他只是轻声地嘟囔了几句。而在安特生大红大紫时，资历浅的中国年轻学者能嘟囔几句，也属难能可贵。

1896年，李济生于湖北钟祥县，父亲通过清廷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北京谋到个小官儿，全家迁京。李济在北京胡同里度过青少年时期。1911年，庚子赔款溢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招生，15岁的李济榜上有名。1918年李济出洋，在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

那时，李济与徐志摩同住一个公寓。徐志摩是历史专业自费生，第一学年，李济和徐志摩以全年级第二和第一的成绩毕业，尔后徐志摩转入哥伦比亚大学。1920年李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徐志摩去伦敦求学，后经历了一段与名媛林徽因的恋情，闹得沸沸扬扬。

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中，李济是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取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哲学。他的博士论文标题是《中国民族的形成》，认为中国民族主要有5大成分，即：黄帝子孙，圆头窄鼻；通古斯人，长头窄鼻；藏缅族群，长头宽鼻；孟一高棉语群，圆头宽鼻；掸语群。另有3个次要成分，依次为匈奴、蒙古、矮人。

用今天的眼光看，这篇论文缺乏对民族基本特征的把握。但在那时，中国民族学研究还没开展，连有多少个民族都搞不清。李济从人种角度尝试，殊属不易。李济的相关说法是拾洋人牙慧，没拾到多少真东西。而在中国学者中算新鲜提法。因此也有人说，李济的这篇论文开了中国人种学研究之先河。如果从论文完成时间论，这种说法不为过。

1923年5月，李济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评委会给予的评价是“极佳”。当年6月李济授哲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留学生在哈佛大学取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李济不打算在美国滞留，回国后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聘，任社会学和人类学教授。干了没几天，经丁文江推荐，前往河南新郑李家楼春秋大墓参加试掘性工作。由于“整个工作的进行都是从搜集古玩而不是从考古学的观点出发的”，加上新郑治安差，他在墓坑中找到几块人骨，工作就中断了。1924年，已是南开大学文科主任的李济和鲁迅、王同龄、蒋廷黻等人一起去西北大学讲学。

1925年4月，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是个研究老学问的地方，在这样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里，显得颇不入流。但是，这儿的教师队伍中，尽是些大腕儿，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被聘为教授，有人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有“四大金刚”。李济被聘为讲师，那时他才29岁，据说在工资上享受教授待遇。

这年，美国、法国、瑞典等国考古队纷纷来到中国。其中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委员毕士博听说李济是中国第一位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来信邀请李济参加他们的考古队。李济回信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掘出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毕士博回信道：“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6年春节刚过，李济结伴袁复礼去山西南部，确定有无考古发掘的可能性。他们经过太原、介休，沿着汾河南下。之所以选择晋南，是因为那里治安状况好，考古资源丰富。史载，尧都在平阳、舜都在蒲阪、禹都在安邑。尧、舜、禹的政治中心在这一带，尽管这种说法不能成为定论，起码有一部分古籍是这么说的。

袁复礼是在美国学成归国的，后来是安特生在仰韶村挖掘的主要助手，在美国那种思想比较奔放的学术环境中，要让他接受仰韶文化“西来”的观念，怕有相当难度。李济和袁复礼的此次行动，其中的部分动机是打算廓清安特生的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

李济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中有“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一文，他写道：近年，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中国北部无疑地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西自甘肃东至奉天，他发现了很多这一类或类似这一类文化的遗址。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极复杂，包括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概念，须细密研究。这文化的来源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安特生在他的各种报告中对于这两点已有相当的讨论。他所设的解释，好多还没有切实证据。这种证据的需要，他自己也认得很清楚。所以若是要得到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不作这种功夫，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自然，因此发生的问题不止这两个，其余的也是同等的重要，具同样的兴趣。我们现在的需要，不是那贯穿一切无味的发挥；我们的急需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做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小小的怀抱就是我们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

2月9日，李济和袁复礼离开太原，3天后到介休。太原以南古风浓重，建筑采用拱形结构，冬暖夏凉，从古代洞穴演变而来。从窑洞到各种窑房的过渡形态明显可见。旧历新年之际，李济和袁复礼在介休观光，捎带对附近居民做人体测量。从他们留存的资料看，这儿的居民有些像异种系人：有的连鬓胡可与亚美尼亚人媲美，也有纯黄胡须的。最常见体质形态为圆头长面型，即体质人类学称的“不协调型”。

2月15日，他们考察介休县西南绵山的寺院，见到唐、元、明3种不同文化层次，见到一头不知何时从何地被山洪冲来的石牛。

3月3日，他们住在浮山响水河，采集到一片风格古朴的红色陶片。

3月4日离开响水河，开始看到周代、汉代的灰陶碎片，不久发现有黑色花纹的红色陶片，然后又发现很多陶片。下午到达翼城县。

3月22日到夏县。夏县位于山西南部、运城东北方向，中条山西麓。相传是嫘祖养蚕、大禹建都之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物古迹较多。主要有司马光祖墓、禹王城遗址、堆云洞等。

李济写道：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这片区域很大，有好几亩。他们捡拾几片暴露在地面的碎片，仔细一看，不得了，全是史前陶片。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3片带卷边，4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还有一个变形的陶杯。

李济带回的彩陶片激起清华田野考古热情，校长曹云祥与弗利尔艺术馆代表毕士博商定两家合作发掘细则：考古团由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经费由弗利尔艺术馆承担，发掘报告用汉英文各完成一份，分别由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出版，所得暂归清华保管，以后交中国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等。

8月，清华聘袁复礼为地质系讲师，派他与李济赴山西。梁启超给山西省长阎锡山写信，请他支持这一新兴科学事业。

10月15日，李济与袁复礼组织民工在夏县西阴村发掘。发掘工作由李济主持，袁复礼承担发掘和测量，用他的话说：每日以8小时计，我费了25天工夫。没有将整个遗址挖开，只选择一小块，采用探方法，挖出8个两米见方的探方，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

探方编号按照发掘先后次序而定。平面定东西线为X轴，南北线为Y轴，上下移动为Z轴（即考古发掘绘图定位基线），出土文物位置都用轴线确定。李济称之为“三点记载法”。与此同时，采用逐件登记标本的层迭法，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英文字母表示自然层位深度。

李济初露身手，就显峥嵘。以他为主发明的“三点记载法”“层迭”“探沟探方（点线）”等田野科学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中国开展现代科学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峡两岸考古界沿用。张光直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但在60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西阴村两个月发掘，获大批石器、骨器、陶片和贝壳，装了9辆大车。1927年初，山西省府接到晋中晋南几个县报告：有9辆大车组成的车队正沿侯马、临汾一线朝北行；车辆沉重，共有几十个木箱货载，共动用骡马等牲口五六十匹；押车的是两个着装古怪的青年人。官方接到线报，警觉起来，在太原迤南的榆次截住车队。检查人员开箱，一看是破碎陶片，第二箱是破碎陶片，第三箱还是破碎陶片，便问：“花这么多钱，运这么多箱货物到北京，都是破砖烂瓦？”李济回答：“都一样，你们每箱都打开看就是。”第二天装火车，搬运工人又生疑窦，议论纷纷。后来一位车站职员想当然地告诉工人：“这些箱子所装的东西都是科学标本，运到北京后就要化验，化验后可以提炼值钱的东西。”

连载(二 十四)：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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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 21  日  第103— 10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