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海外矿业：投入大，收效却不明显

采矿业是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行业，2007年前在境外投资的比例达30—50%，后保持在10—25%间。中国矿业“走出去”大致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期，探索起步、积累经验、培养人才、熟悉环境。第二阶段为90年代后期至2005年，巩固既有成果阶段。90年代中后期，全球陷入经济危机，尤其1997年到2005年，全球矿业经历低迷萧条期，国内矿业海外投资步伐放缓。中钢集团、中石油、中石化、上海宝钢、中海油等大型国有企业在开展国外项目时逐步聚焦了一些项目，进行实质投资，进入巩固既有项目阶段。第三阶段为2005年至2011年，“走出去”的步伐加快，民营企业在境外固体矿产投资中的比例增加到40%。同时很多跨行业企业进入矿业领域，来自贸易、制造业、建筑和地产等行业的企业在境外矿业投资中的比例增加至50%左右。第四阶段为2012年至今，矛盾凸显和转型发展期，固体矿产投资进入平稳发展期。前期诸多盲目和不理性投资大量投入后无法继续，矿业面临一轮新周期，境外矿业投资处于一个新节点。主要矿业国家对国有企业投资资源领域限制扩大和显化，加上国资委严格国有资产管理，民营企业的比例进一步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基金增多，香港和国内资本市场的作用增加，国内上市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金、铂族、铀矿等投资增多，对铁、钾盐投资减少。

2015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来自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对前景看好，也有不少人相当谨慎，认为从全球经济形势、勘探开发现状、矿产品供需、市场价格走势、刚性成本变化和资本市场情况等方面预判。全球矿业进入周期调整的下行通道，步入“初冬”季节。进入冬季是没跑的，只是不知道是“暖冬”还是“寒冬”。

全球矿业经历了“黄金十年”的繁荣和连续数年下行后，正进入深度调整期。供给过剩导致矿价跳水。矿业与宏观经济运行密切相关。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美联储加息预期加强及近期资本市场震荡等因素影响，主要矿业企业、投资机构对矿业前景表示担忧，对未来数年的市场做出了悲观判断，认为矿产品需求将进一步下降、矿产品价格会继续下行，产能进一步挤出。在此背景下，金属矿产行业仍将深度调整，甚至有机构认为是再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来袭。由于宏观经济不景气，金属矿产品需求减少，整体供大于求，信心不足，金属矿产行业仍在震荡调整之中。影响金属矿产品价格变动的因素主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需求拉动作用减弱。

中国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主要需求国，铁矿石、钢材及十种有色金属等消费量居全球第一，中国的需求拉动因素是2000年以来大宗商品“超级周期”中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2009年的4万亿投资充分显现了中国对金属矿产品市场的支撑作用。然而，2014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期，对大宗商品需求下降，对价格支撑力度减弱。需求低迷，供给过剩使金属矿产品价格承压。

矿产品价格下跌，本质看是供大于求。铁矿石由于几大矿业巨头们在国外的低成本矿山持续扩产，而全球需求增速下滑，产能过剩量大幅增加；铜在全球产能持续释放，供不应求情况逐步反转；铝在国内外的情况不同，国际上供需紧平衡，库存缓慢减少，国内产能严重过剩，现货充足，供过于求；铅锌结束了去年供不应求的状况，处于供需基本平衡的状态；镍在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需求仍然旺盛，供过于求的情况较去年有所好转，但库存高企；新技术矿产方面，钨、锑、稀土等稀有金属下游需求继续低迷，持续供大于求。

价位处于较低水平，下方具有成本等因素支撑，继续大幅下行的可能性降低。面临不确定性，如大型矿企操作策略、突发事件等。矿产品金融属性加剧价格波动。铁、铜等大宗商品作为金融资产，价格受投资需求、资金等影响。随着美元逐渐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投资者预期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低位震荡，金融资本逐渐流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转向美国实体经济和证券市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

矿业是周期性行业，有低谷就有高峰。全球经济向好需要有支撑点，是判断全球矿业下一个春天还有多远，关键因素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和结构转型。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处于中高速发展期，仍将保持金属矿产品的旺盛需求。中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还处于发展中期，对金属原材料存在刚性需求，铁矿石、钢材、十种有色金属等消费量仍位居全球第一，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需求旺盛。从经济增长看，GDP保持6至7%的增速，带来的需求量依然十分可观。

据测算，未来十几年仍将是需求高峰。从下游需求看，在农村电网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拉动下，预计今后几年铜产品需求量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而新型城镇化推进、区域一体化、重点项目建设仍将是钢材需求的重要支撑。中国“三大战略”、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等专项政策实施，不仅是中国公司的机会，也是全球矿业公司的机遇，将有效缩短矿业的调整周期。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国家的三大发展战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环渤海地区等“城市群”发展规划，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同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将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新型城镇化融合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等，将把金属矿产行业带上一个新的发展层次。其中，除铜、铁、铅、锌等大宗原材料，其他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矿产，如铀矿、页岩气等清洁能源，钨、稀土、锂等新技术矿产，钾、磷等现代农业和水资源等将呈现繁荣趋势。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纵深推进，必将带来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拓展沿线各国的投资和经贸合作空间，加快国际产能合作，为矿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将涵盖44亿人口，GDP规模逾20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的63%和29%。在经济运行区间新趋势、新亮点已开始逐渐呈现。未来几年，中国实施的三大战略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由投资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这将孕育巨大的发展提升空间和催生新的成长模式，成为中国发展新动能。从资源端看，面对下行压力，国际几大矿业企业为了控制风险而纷纷处置矿业资产，其中不乏相对优质资产。对于意在全球化资源布局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获取优质资源和优化资源组合的机会。当然，矿业企业需要根据自身优势和发展战略，更加专注地进行资源的差异化选择和配置。近年来，中国五矿抓住机遇收购了邦巴斯铜矿等海外资产。

从流通领域看，国内大宗商品流通行业面临信用体系缺失、物流整合度低、国际巨头垄断加剧等瓶颈。重塑自身能力，在行业转型上下功夫就可能实现新的突破。发展大宗商品电商将有利于提高流通效率，获得巨大的增长空间。利用中国参与重构贸易新秩序的相关政策，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将有机会提高在全球流通行业的话语权，拥有较强的整合实力、产业运作优势突出、信誉品牌较好的大型企业将迎来重要机遇。

从材料应用端看，新材料、智能装备源汽车等产业将快速发展，高端金属材料的需求不断扩大。而后端深加工产品附加值、盈利水平高，且价格刚性较强。中国资源丰富，但整个产业链的开发程度比较低，技术附加值、经济附加值偏低，对于拥有国内研发资源或较强整合实力企业将迎来重要机遇。

积极“走出去”，到海外进行矿产资源投资合作，既是满足中国对矿产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发展壮大成长为国际矿业企业的必由之路。在全球矿业经济持续低迷的严峻形势下，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2002年之前，中国采矿业对外矿业投资累计不过132.3亿美元。2003年以来，随着国际矿业市场起伏震荡，中国采矿业企业境外投资规模在波动中保持高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底，中国采矿业（含油气）对外直接投资合计1250亿美元。

这几年来，中国矿业“走出去”呈现总量下滑、固体矿反弹的特点，2014年中国采矿业对外投资同比减少55%，其中境外油气并购投资大幅减少82%，而固体矿产协议投资额同比增加109.6％。石油和天然气一直是中国对外矿业投资的主要目标，黑色金属长期为第二位，2009年起有色金属超过黑色金属，2011年起煤炭也超过黑色金属。中国企业在境外获得的铁矿权益资源储量达340亿吨，全部建成后权益矿年产能将达到2.78亿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铜矿项目主要有23例，形成境外矿产权益资源储量约5917万吨，设计权益产能为170万吨/年。境外部分油气、铁矿、铜矿等项目开始进入生产阶段，如苏丹1/2/4区块、卡拉赞巴斯油气田、恰那铁矿、谦比希铜矿、塞班铜矿等。

在境外铁矿勘探开发方面，投资项目超过200例，主要项目约30例，分布在澳大利亚西部、加拿大东北部、西非三个地区，中方协议投资额超过340亿美元，获得的权益资源储量达269亿吨，全部建成后权益矿年产能将达到2.78亿吨。2014年实际权益矿产量为9347万吨。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的问题一直难解，大部分项目的产能效果并不明显。一部分已经顺利投产且获得了较好收益，部分项目在开发运营过程中遇到困难暂时搁置，更多的项目尚处于前期准备、可研或建设阶段，未来产能和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铜矿项目主要有23个，协议投资额338亿美元，形成境外矿产权益资源储量约6607万吨，设计权益产能为201.5万吨/年，全部产能能否释放及投产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一些企业投资开发的企业或项目已进入生产，企业获得正向收益。如主要资产为赞比亚铜矿的中国有色矿业公司、五矿集团控股的五矿资源公司、金川集团控股的金川国际资源公司、鹏欣国际资源公司、洛阳钼业股份有限公司铜金矿项目、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开发的绿纱铜钴矿、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都实现了正常生产和盈利。但是，也有一部分企业自主开发项目遇到问题，项目开发进展较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成立于1950年，总部位于北京三里河。原来是以贸易为主的企业，最十几年来实现了资源和贸易的双轮驱动发展，近年积极承担国家战略使命，强化海内外资源和市场布局，初步建成了金属矿产上下游一体化和全球化产业链。目前总资产规模攀升至4000亿元，其中金属矿产领域投资占70%，海外投资占40%。

经过近20多年的投资发展，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总体情况如何？据常兴国提供的数字，2002年前，中国采矿业对外矿业投资累计132.3亿美元。2003年以来，随着国际矿业市场起伏震荡，中国采矿业企业境外投资规模在波动中保持高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截至2014年底，中国采矿业（含油气）对外直接投资合计1250亿美元。这几年来，中国矿业“走出去”呈现总量下滑、固体矿反弹的特点，2014年中国采矿业对外投资同比减少55%，其中境外油气并购投资大幅减少82%，而固体矿产协议投资额同比增加109.6％。石油和天然气一直是中国对外矿业投资的主要目标，黑色金属长期为第二位，2009年起有色金属超过黑色金属，2011年起煤炭也超过黑色金属。

在境外铁矿勘探开发方面，投资项目超过200例，其中主要项目约30例，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西部、加拿大东北部、西非三个地区，中方协议投资额超过340亿美元，获得的权益资源储量达269亿吨，全部建成后权益矿年产能将达到2.78亿吨。2014年实际权益矿产量为9347万吨。投入巨大收效甚微的问题一直难解，大部分项目产能效果并不明显。部分已经顺利投产且获得了较好收益，部分项目在开发运营过程中遇到困难暂时搁置，更多的项目尚处于前期准备、可研或建设阶段，未来产能和经济效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铜矿项目主要有23个，协议投资额338亿美元，形成境外矿产权益资源储量约6607万吨，设计权益产能为201.5万吨/年，全部产能能否释放及投产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一些企业投资开发的企业或项目已进入生产，企业获得正向收益。如赞比亚铜矿的中国有色矿业公司、五矿集团控股的五矿资源公司、金川集团控股的金川国际资源公司、鹏欣国际资源公司、洛阳钼业股份有限公司铜金矿项目、中铁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合资开发的绿纱铜钴矿、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都实现了正常生产和盈利。但也有部分企业自主开发项目遇到问题，项目开发进展较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在“走出去”方面，中国矿业企业大体可以总结出如下体会：

其一是把握时机，否则获得的项目质量欠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汉考克等国际矿业公司主动提出与中方合作开发铁矿资源，但中方未能把握住机会。大量中资企业选择尚处于勘探或可研工作的绿地项目。绿地项目就是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绿地项目的作用，创建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绿地投资作为国际直接投资中获得实物资产的重要方式是源远流长的。早期跨国公司的海外拓展业务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方式。绿地投资有两种形式：一是建立国际独资企业，其形式有国外分公司，国外子公司和国外避税地公司；二是建立国际合资企业，其形式有股权式合资企业和契约式合资企业。这些项目虽然资源量巨大，但开发周期长，开发风险大，资金需求量大，前景不确定性较大，抵抗行业周期波动能力弱。经验是要把握行业周期，抓住战略机遇。

1987年，国际矿业进入低潮期，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与澳大利亚CRA公司（力拓前身）建立了合资项目恰那铁矿。2009年，五矿集团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以及澳元贬值的机会，低价收购陷入财务困境的OZ公司。有色地调中心同样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的时机，以低价介入加纳克公司，为后续找矿提供了基础。

其二是不能忽视利益相关者。国人在国内办事，有事习惯找政府解决，到了国外，中资企业仍习惯于与政府协商，认为“搞定当地政府就搞定了一切”。事实上，很多国家，尤其是西半球政府普遍是弱势政府，法律、工会、社区、公共监督组织、媒体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大，政府起的作用远没有中国那些地方政府大。企业习惯于“大股东利益至上”观念，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经验是与利益相关方充分沟通，敌意收购几乎没有成功者。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前充分准备，收购条件充分考虑了公司股东、公司管理层、所在国政府的关切，并针对敏感问题设置了应对举措，获得了相关方的充分认可，为并购铺平了道路。

优葛矿区位于西澳大利亚中西部，距杰拉尔顿港233公里。四川泰丰集团签约框架协议后几天内，费热威斯特公司旗下一铁矿勘探便获得新进展。雅尔古铁矿石项目内的Yogi矿权地勘探到重要的磁铁构造层，返回的磁铁品位结果高达41.9%。使Yogi矿权的推断资源量达5.725亿吨。资源评估报告显示，优葛矿区潜在的磁铁矿资源量是12亿吨，含铁品味27.51%，赤铁矿品位58%，将利用公路列车直接运输到港。2012年3月，四川省发展改革委核准四川泰丰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澳大利亚费热威斯特资源有限公司铁矿项目。四川泰丰集团在收购IMX铁矿项目过程中，与澳大利亚政府充分沟通，突出企业的商业性质，有效解决了项目位于军事基地附近可能带来的政治障碍。

其三是不能在国际化人才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上马。中国矿业“走出去”历史较短，普遍不熟悉国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运作规则，缺少跨国经营能力的专业队伍，多数并购项目在整合过程中都遇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的障碍，将最终影响项目成败。五矿集团收购OZ公司资产后，将OZ公司的主要管理者一并招聘，单独成立公司管理相关资产，并以之为平台开展境外并购。有色地调中心在收购加拿大初级勘查公司后，基本保留公司原管理层，仅加派一名管理人员，充分利用和学习原有公司在人才、管理、资金等方面的经验。

其四是加强政治风险防范意识。数年的矿业繁荣，使得企业普遍忽视了风险控制，想当然地将在国内开发的信心应用到境外矿业投资领域。一些企业根据国际上“风险排名”判断矿业投资风险，中资企业投资模式/理念较原始，风控不足，一些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奉行“富贵险中求”的理念，与风险控制能力不匹配，缺乏应对政策变动的能力。2013年，中国黄金在严谨的尽职调查和价值评价后，面对过高的要价，主动终止收购巴里克非洲公司股权。五矿资源公司面对过高的竞标价格，果断放弃对Equinox的收购，而后，后者在Lumwana铜矿的开发导致了高额的运营成本和持续的资本支出。针对非洲复杂的投资环境，安徽外经建公司采取多种措施，降低风险。

其五避免按照国内标准评价国际项目。随着中国矿业国际化不断走向深入，评价标准多元化的要求逐渐提高，而多数企业为首次境外投资，国际运营能力和经验不足，对境外投资涉及的当地劳工、社区、环保体系陌生，没有考虑或区分开不同国别的工程成本、劳动力成本、环保成本、运输成本等因素，一些中国企业以国内标准衡量国外矿产资源价值，导致出现呆矿。大量的跨行业、跨矿种的企业介入境外矿业投资，在技术能力和行业经验方面存在不足，加之信息不畅，导致项目选择出现偏差。经验是要以学习的心态不断积累经验。纵观中资境外铁矿，取得较好效果的几乎都是中方投入资金、外方负责开发运营的项目，如中钢与力拓合资的恰那铁矿、宝钢与力拓公司合资的帕拉布杜东坡铁矿，宝钢与巴西淡水河公司合资的Agua Limpa铁矿、华菱入股的FMG公司、唐钢等与必和必拓合资的威拉拉铁矿等。惟一由中方主导运营的较为成功的项目首钢秘鲁铁矿，是在经历十年以上的经验积累后才取得积极成果。由于中资企业“走出去”的经验少，不具备独立开发能力，因而利用好原有团队和平台，是控制风险、快速见效的必要手段。

其六，最大教训是顺周期并购，通过自主开发绿地项目，投资于矿业不成熟的国家或地区。从2005年开始，受国际矿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中国矿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此时收购成本大大提高；而且由于国际上低成本的大型矿山多被西方跨国矿业公司掌握，可供中国企业选择的资源质量普遍不高，加上来自印度、日本、韩国等资源消费国的竞争加剧，中国企业获得的优质项目不多。出于“控制资源”的目的，中国境外项目多数为成熟度普遍较低的项目，需要自主开发，且由中方控股和管理，这类项目周期比较长，需要完全承担经营风险，加上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导致学习成本较高，项目波折较多，风险难以掌控，面对周期波动十分脆弱。

其七，典型的经验是要逆周期发展，采取“中方资本、西方管理”的模式，投资于非洲地区。成功的项目往往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合作，参与较早，战略性较强，获得的资源质量高。“中方资本、西方管理”的模式目前来看较为成功。这种模式下，往往收购或与国际巨头合作投资成熟项目，并由外方具体运营，特点在于充分利用西方管理团队，开发风险小、见效快，能保证生产的运行，甚至马上可以得到矿产品且供应稳定。据统计，中资企业矿业投资最为成功的地区为非洲。由于中资矿业和工程类企业进入非洲较早，在该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非的产业结构关系决定了中国在技术、设备、管理方面的优势符合非洲的需求，具有发挥的空间；中非的长期友好关系为中资企业在非发展提供了优异的政府和民间环境。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已对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的1875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从项目金额看，矿产资源类投资占近三分之一。与此相对的是，随着购矿规模不断增大，中国海外矿业项目投资亏损比例却达80%。

2010年，吉恩镍业募资投入加拿大皇冠矿业N unavik镍矿项目，并参与印尼红土矿冶炼（低镍流）项目的股权合作。但截至2014年，由于海外矿业项目建设周期拖长，未形成任何盈利。公司被迫大幅增加借款。几乎在同一时间，兖州煤业的澳洲业务被曝出亏损49.78亿元的消息。数据显示，兖州煤业在澳投资总量早已超过440亿元。其实吉恩镍业与兖州煤业的遭遇，在近几年的海外购矿热潮下已屡屡上演。此外，更为突出的是非矿产企业持币盲目入市，“跨业”购买的新动向。2012年，中润资源由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由房地产向矿业全面转变。

根据中矿联数据，2013年以来，中国31.36亿美元的海外矿权投资额中，非矿业、跨行业企业投资23.8亿美元占比超七成。不仅如此，与国有大企业尚且通过多元持股、引入基金分散风险相比，多数中小企业特别是非矿企业仍习惯购入100%股权。与美欧等国不同，中国企业海外购矿的融资来源集中于银行贷款，项目负债杠杆率普遍较高。

典型经验是要逆周期发展，采取“中方资本、西方管理”的模式，投资于非洲地区。成功的项目往往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合作，参与较早，战略性较强，获得的资源质量高。“中方资本、西方管理”的模式，收购或与国际巨头合作投资成熟项目，外方具体运营，特点在于充分利用西方管理团队，开发风险小、见效快，能保证生产的运行，甚至马上可以得到矿产品且供应稳定。据统计，中资企业矿业投资最成功的地区为非洲。由于中资矿业和工程类企业进入非洲较早，在该地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非的产业结构关系决定了中国在技术、设备、管理方面的优势符合非洲的需求，具有发挥的空间；中非的长期友好关系为中资企业在非发展提供了优异的政府和民间环境。

中澳铁矿位于西澳北部，是当地最大磁铁矿项目。2006年，中信泰富与澳大利亚Mineralogy公司达成协议，总计以4.15亿美元购买其所属的两个分别拥有10亿吨磁铁矿资源开采权的公司。2008年，中信泰富获得了第二个10亿吨资源的开采权，使得该项目的预计开采年限达到25年，年产量约2400万吨，可为中信泰富本身，以及中国其他钢铁企业提供铁矿石。该项目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将铁矿石加工成磁铁精矿和球团的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巨大。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简称中特集团）是中国中信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公司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控股的专业化集团公司，旗下有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铜陵新亚星焦化有限公司、江苏江都项目。其中江阴兴澄特钢、湖北新冶钢为中国500强和中国制造业500强之一。

中特集团具备年产900万吨优特钢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装备具世界先进水平。是全球最大的特钢制造集团和中国最大的高标准轴承钢、齿轮钢、汽车用钢、弹簧钢、合金管坯钢、高精度中厚壁无缝钢管、高合金钢、易切削非调质钢等优特钢材生产基地。产品畅销全国，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建设各领域和国防军事、科技领域并远销韩、日、美、东南亚、欧盟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60%左右的铁矿石需要进口，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42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投产。但项目难度远超原先预计，投资规模增大，投产日期一再拖延，已投入78亿美元，预计总投入将超100亿美元。直到2015年底才运送第一批铁矿石，比原计划推迟了3年多。当时，该项目的6条年产能400万吨的生产线中，只有1条投入运行。

中信泰富的前身是泰富发展有限公司，由香港“炒股大王”成立于1985年。1986年通过新景丰公司而获得上市地位。在同年2月，泰富发行2.7亿股新股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使中信（香港集团）持有泰富64.7%股权。自此泰富成为中信（香港集团）的子公司。1991年泰富正式易名为中信泰富。中信（香港集团）收购泰富发展有限公司，不是通过股权转让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中信泰富发展向中信（香港集团）定向发行2.7亿股新股来实现的。1991年9月，中信泰富与李嘉诚、郭鹤年等合组财团收购恒昌企业（大昌贸易行），其中中信泰富占恒昌企业36%权益。1992年，中信泰富向其余股东收购剩余的64%恒昌企业股份，实现全面收购。

2006年，中信泰富斥巨资，分两次从澳大利亚富豪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手里买下西澳普雷斯敦磁铁矿20亿吨资源量大约25年开采权，有权再获得40亿吨资源量开采权。

克莱夫•帕尔默（ClivePalmer）生于1954年，孩童时在中国，据说见过毛泽东和末代皇帝溥仪。上世纪80年代，他从澳大利亚昆士兰黄金海岸房地产中获得第一桶金，成为矿产业大亨。与中信泰富达成交易后，他投资了一支足球队、一个镍冶炼厂和一个高尔夫度假村，打造成恐龙主题公园。2012年他宣布复制“泰坦尼克”号。

据外媒报道，中信泰富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开工，成本高企；开工，利润难料。最初选择这个项目时是建立于未来铁矿石价格不断上涨而资源不足基础上，因此购买的成本比较高，而在物流成本、海水淡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准备不充分。铁矿石市场和中信泰富当初设想的截然相反，铁矿石价格非但没有上涨，反而进入下行通道。

中信泰富集团主席荣智健1942年生于上海，曾三次荣膺中国首富。其父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爷爷荣德生是中国棉纱大王，百年前，无锡荣宗敬与荣德生两兄弟白手创业，为中国面粉和棉纱大王。1986年，荣智健加入中信在香港的子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信），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荣智健买壳上市，香港中信收购上市公司泰富发展，更名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拥有中信泰富18%（3.8亿股）的股权资产是荣智健的财富主体（另82%、17.3亿股由戴一男掌握）。2008年因澳元巨亏事件辞去中信泰富集团主席职务。

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的遭遇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要改变策略。中信泰富2006年3月与帕尔默签署协议，后者持有Cape Preston附近铁矿的权益。中信泰富希望以此为国内运营的三座钢厂提供原材料。当时铁矿石价格在飙升，中国政府迫切希望打破必和必拓、力拓股份有限公司和巴西淡水河谷公司主导铁矿石市场的局面，这三家公司控制了超过70%的全球海运铁矿石贸易。中信泰富向帕尔默的公司支付了4.15亿美元的首笔资金，并同意投资25亿美元建设该项目和一个港口，项目定于2009年投产。中信泰富还同意就该项目出产的铁矿石按吨向支付开采特许权费，而且同意若到2013年年产量未达到600万吨，就支付罚金。

开采商专注赤铁矿，这种铁矿石无需加工可直接发货。Cape Preston是质量较差的磁铁矿，经精炼精选才能出售。中信泰富不得不建加工厂，还需要发电厂及海水淡化装置。张极井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从开始就如此匆忙地推进。准备这样一个大型项目通常需要两年。澳大利亚顾问表示，一个规模只有其一半大的项目需要50亿美元和5年完成。中冶表示，只需3年时间，就可以用25亿美元完成。中冶公司在2012年的年报中称，双方准备工作不充分，该项目在尚未完全理解澳大利亚法律的情况下就匆忙启动，而且存在其它问题。

“全世界矾钛磁铁矿只有攀枝花可利用，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找错了矿。”这是行家说的行话。攀钢集团经过30余年开发建设，形成年产钒钛铁矿石近2000万吨、钒钛铁精矿800万吨、钛精矿近50万吨的生产能力。矿区蕴藏着丰富钒钛磁铁矿，经过几十年采掘，难利用矿作废石堆放于排土场，露天开采境界内表内矿石保有储量有1.8亿吨，预计尚难利用矿石总量达3.66亿吨，随着现有矿山表内资源的日趋枯竭和环境条件要求，开发利用该部分资源对缓解当前铁矿资源紧缺和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有现实意义。尚难利用资源具有矿石品位低、有益组分多和矿石结构复杂等特点，对综合利用的技术要求较高。经过多年来与科研院所的联合技术攻关，已开发出了适合尚难利用资源的预先抛尾—辊磨—湿式抛尾—阶磨阶选—强磁—浮选选矿工艺和技术。

Sino Iron项目比中冶在中国建设的任何一个项目都大。矿井中使用七层楼高的破碎机，用1英里（合1.6公里）长的传送带把矿石运到加工在线。后发现，这儿的磁铁矿比中国的磁铁矿难开采得多，对设备损耗严重。矿石中含有石棉，工人容易吸入致癌纤维。中冶管理人员想要从中国输入廉价工人，但澳大利亚仅给那些能说英语并且通过澳大利亚资格考试的工人发放签证。资方必须向通过考试的人支付与合资格澳大利亚人同样的薪酬，而且包括标准福利，比如每在矿场工作三周就要休息一周，以及报销往来珀斯的机票。结果就是，中国中冶只能从中国带来数百名工人。张极井说，包括福利和其它支出，在Sino Iron项目工作的1,000名矿工每人每年需要公司花费的成本为逾20万美元。

相关成本以澳元支付，2007年到2008年建设开始时，澳元兑美元走高。为避免汇兑损失，中信泰富买入汇率相关的衍生品，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衍生品又带来损失。2008年10月，对逾20亿美元的潜在损失，中信泰富接受母公司中信集团15亿美元救助。中信泰富聘请张极井担任执行董事，此前张极井未参与到项目。经他同意，中信泰富向中冶增加了支付额，最终支付总额为34亿美元。

中澳磁铁矿项目生产延后，致使帕尔默每年损失上百万美元特许权收入。2012年10月Mineralogy宣布中止中信泰富的开采权，称该公司未按期支付特许权费用。中信泰富承认未支付特许权费用，但认为公司无需支付该费用，因为尚未运走任何加工过的矿石。

一家法院最终判决中信泰富必须开始支付特许权费用，且因未每年生产600万吨铁矿石，须额外支付罚金，总额相当于加工后矿石预期销售收入的10%左右。然而，当罚金支付期限截止，中信泰富表示，在双方就定价公式达成一致前将不会支付罚金。

帕尔默嘴巴上缺个把门的，总是胡扯乱道。2013年9月，他计划起诉传媒大亨默多克，原因是后者旗下一家报纸的报道损害了他的声誉。他声称默多克的前妻邓文迪是间谍。不久，中信泰富起诉帕尔默欺诈，称他从为运营这个港口而开设的账户中侵吞了1120万美元，部分资金被用来支付所在党派的政治选战。帕尔默否认存在违法行为。

2014年8月，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一档节目中，他说“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将2亿澳元的铁矿石转移出了这个国家，却没有付一分钱。我不介意站出来反对这些中国杂种。”他还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射杀自己的人民，他们没有司法系统，他们想接管我们这个国家。”帕尔默后来为自己的言论道歉。

《澳大利亚人报》称，双方争执集中在矿山特许开采权费和当地主要港口普雷斯顿角港的经营权归属上。澳大利亚联邦法院作出对帕尔默有利的判决，认为其旗下的Mineralogy公司为普雷斯顿角港的合法经营方。帕尔默称，Mineralogy公司成为“保护澳大利亚开采自由的最后一个哨兵”，“不管付出怎样的经济和名誉代价，我都坚决反对这些中国企业，我不会坐视外国企业强奸、歧视澳大利亚利益而不理”。而之前的2013年，澳政府曾将该港运输铁矿石的权利判给中信泰富。

中澳铁矿项目是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矿业投资项目，根据原计划，项目投产后，中国将降低对外国铁矿业巨头的依赖，是极具战略性的投资项目。不过事与愿违，该项目成为中信泰富及项目承建商中国中冶集团的一场噩梦。这两家公司接连遭遇监管障碍、劳工短缺、聘用中国籍雇员争议等考验。雪上加霜的是，帕尔默控告中信泰富，坚持要求中信泰富支付1.93亿澳元的特许开采权费用。

这件事对中国公司考虑在澳投资产生了影响。中信泰富总裁张极井表示，帕尔默有关专利费的指控纯属胡说。因为大宗铁矿石价格波动太过频繁，B类条款并不能作为支付凭据，而中信泰富也按照合同规定的A类特许开采权计算方式支付了相关费用。

这是中国过去十年来在全年范围内收购原材料策略失败的一个例子。Sino Iron铁矿项目的预算超了大约三倍，追踪这个项目的分析师称，2014年，即该项目投产的第一个完整年份可能损失数亿美元。中信泰富及其承包商在这个项目上犯了一系列错误，从想当然地认为可以以国内工资水平向澳大利亚输出工人到失败的汇兑押注，最终迫使该公司从其母公司中信集团请求15亿美元的救助。

受中国需求减少影响，全球铁矿石价格出现大幅下跌。西澳磁铁矿项目就像个烧钱的大坑，不断吞噬着现金流，又遇到经济周期下行，铁矿石价格低迷，项目盈利无望，进退维谷。

铁矿石价格保持低位震荡将是大概率事件，意味着即使中信泰富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投产该项目，开工后也将面临着越生产越亏损的情况，一条路走到黑。有没有其他光明道路呢？由于国家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及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大幅回落，导致钢材需求疲软。除非中国经济形势出现2008年那样的大逆转，不过中国目前钢铁产能过剩，短时间内再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的可能性较小。

过去十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繁荣，中国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收购大宗商品资产，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国内工厂的原材料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摆脱对西方原材料的依赖。而如今越来越明显的是，中国大量采购已经产生了无数的不良投资。很多大规模交易都在亏钱、承担意料之外的成本、或是产出远远不及预期。一些中国投资者已经远离资源业，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投向非洲、拉美和中东等国的钱可能会减少。

中国陷入这种境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全球资源热潮中，中国是后来者，而且经常为西方公司不想买或想卖的资产支付过高的价钱。摩根大通亚洲油气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达林说的挺敞亮：一般而言，中国会为油气资产支付比行业均价高20%的价款。

2010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斥资46.5亿美元收购了康菲石油公司持有的加拿大油砂企业的股权，价格比该资产当时的市价高出10%，该项目后来饱受成本上升和产出下降之苦。

全球矿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企业现金流紧张，境外矿业投资面临可持续发展和政治风险的考验，科学的国际化评价体系急需建立，国际化人才短缺，后发劣势影响仍在，反腐和追责风潮下的谨慎等。但也面临着矿业政策和公司市值变化为境外投资提供的契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动力，资本市场在境外矿业投资中作用增强，境外开发成本下降，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加强，国企改革带来机会等。只要按照“质量是基础、风控是保障、人才是核心、合作是必须、不作裸泳者”的原则，扎根地方，和谐沟通，做合格的企业公民，就一定能稳健地迈好“走出去”的步伐。尽管在境外矿业勘查开发投资与经营过程中，中国企业经历了不少挫折和失败，但也有一些成功案例。通过对这些成功案例的剖析，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经验。

矿业并购必须与矿业的周期性变化有机结合起来。海外并购尤其要清醒地分析形势，掌握规律，瞄准矿业周期性变化中最佳有利时机，果断出击，才能取得最佳收购效果。

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中钢前身）于1987年国际矿业低潮期，与澳大利亚CRA公司（力拓前身）建立合资项目恰那铁矿，自1990年投产至2015年8月，恰那铁矿已向中国提供了约2.4亿吨高品位铁矿石，成为中钢铁矿石包销的主要来源，而且为中钢贡献了理想的投资回报，最好的年份能为中钢贡献超过2亿美元利润。2009年，五矿集团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以及澳元贬值的机会，低价收购陷入财务困境的澳大利亚OZ公司，不仅使得五矿资源公司成功转型为国际采矿生产商，而且并购取得很好的投资回报，收购的资产为五矿资源公司2010年即贡献息税前利润（EBIT）7.15亿美元。

2009年，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抓住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以0.05加元的低价介入优质初级勘查公司，2011年以5.40加元的高价变现部分股权，获得相当于投资额120倍的现金回报的同时仍然保持了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地位，创造了矿业界广为乐道的传奇故事。

中国企业境外矿产勘查开发活动面临诸多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资源风险、文化融合风险、社会治安、地区性疾病等，这些风险将一直伴随着企业境外勘查开发的全过程。海外矿产勘查开发风险的错综复杂性与引发后果的严重性都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需要对这些风险有充分的认识，实施科学的决策与管理，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或规避。

中国五矿在海外矿产资源并购活动中一贯表现稳健，据公开披露的信息，尚未发现重大失误，这与其并购前对目标公司详尽的了解与科学严谨的决策不无关系。五矿对澳大利亚OZ公司并购的成功，基于其对该公司长达三年多的密切关注与全面考察。2011年五矿果断放弃对伊奎诺克斯（Equinox）的收购，其避免了因后者旗下卢瓦那（Lumwana）铜矿开发高额运营成本和持续资本支出的拖累。

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为主业、国有控股的集团型股份公司，注册地址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中色地科作为国内最早“走出去”的地勘单位之一，以“矿权—技术—资本三结合”作为海外发展战略，以技术带投资，以境外上市公司为重点，形成了支撑美洲、非洲、澳洲、亚洲等主要资源大区海外风险勘探的上市公司群，以铜、镍、金、铂族、铀、铁等国家紧缺战略矿种为重点，实现了海外低成本资源扩张。

中色地科在对境外上市初级勘查公司投资并购过程中一直坚持严谨的技术、法律、经济全方位尽职调查，对自身比较薄弱的法律、财务、金融方面的问题聘请业内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投行把关，不仅创造了“加纳克传奇”，还先后成功并购6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上市初级勘查公司，控制了多个海外优质资源项目。

由于语言、文化、法律等方面的差异，企业在境外矿业投资并购与经营管理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甚至冲突。在境外矿业投资并购过程中充分重视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获取各方的理解和支持是决定投资并购与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

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前就做足了功课，与被收购方股东、公司管理成、东道国政府都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能针对敏感问题设置应对举措，获得了相关方的充分认可，为并购铺平了道路。

四川泰丰集团在澳大利亚收购IMX铁矿项目过程中，通过与所在国政府的充分沟通，有效解决了项目位于军事基地附近可能带来的政治障碍。五矿集团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过程中，拜访了澳大利亚总工会，承诺完成收购后仍用当地劳工；游说反对党，获得支持；拜访OZ矿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部门，承诺税收和就业;给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写信及时回应对方提出的质疑，最终赢得各方的信任，获得收购成功。

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并购与经营管理过程，也是对当地文化认同的过程，跨文化管理的理念与运作，应当贯穿于并购阶段、业务接管、日常经营管理等各个阶段。在跨国文化管理方面，中国有色集团公司通过近20年的境外矿业投资实践，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在并购阶段，除做好并购项目本身的可行性报告和投资收益分析外，从跨文化管理角度还要做好政治和经济形势、法律环境、人力资源情况，及自然环境和社区情况的分析，通过全方位、全要素分析，弄清项目优劣势，为并购谈判做好准备。在业务接管阶段，须加强对公共关系和当地舆论的主动引导和干预管理，稳定原管理团队，主动寻求与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工会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点，尊重当地社会政治与传统文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方面要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通过企业文化教育培训、举办当地重大文化节日活动、建立有效的内部沟通机制，提高员工归属感和企业凝聚力;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企业的“本土化”，坚持把企业发展与社区经济的发展相结合，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努力维护社区生态环境。

力拓、必和必拓、巴里克黄金、嘉能可等知名国际矿业公司不仅掌握着全球优质的矿产资源，而且具有丰富的跨国矿业项目并购经验和成熟的经营管理体系，对于中国企业有很好的借鉴。通过直接参股这些矿业巨头或与其组成“联合体”，共同并购大型矿业项目，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快速掌握跨国矿业运作的经验，少走弯路。

“大型优质项目”是指资源品质佳、产能大、成本低、抗风险能力强的项目。此类项目不仅可给投资者带来良好经济回报，而且能对国际矿产品市场的走势产生一定影响，使投资者掌握市场主动权。此类项目应作为中国企业境外矿业投资的首选。然后，通常对好项目的并购，规模体量大、过程复杂，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单枪匹马都难以获得成功。因而，需要中国企业形成联合体（以矿业并购基金形式，或以“财团”形式)，同心协力发起并购，以增强竞争力，加重成功的砝码。

采矿项目有难度，西方资源公司也常遇到麻烦。中国只是刚意识到西方公司早在这种项目中遇到过的残酷现实。如果全球大宗商品供应变紧，那么中国的那些糟糕交易也有部分可能带来回报。一些中国的大型交易，包括中国石化2006年用35亿美元向俄罗斯OAO Rosneft购买石油资产交易，要么实现盈利，要么接近收支平衡。

2012年11月，瑞士大宗商品交易巨头嘉能可和矿业大亨斯特拉塔合并案最终经双方股东表决通过，国际原材料行业一个新的庞然大物由此诞生。合并后的嘉能可—斯特拉塔国际公司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矿业企业，第一大锌制造商、第三大铜制造商和最大的煤炭出口商，总价值约500亿英镑，销售额将达2000亿瑞郎。

中国商务部2013年批准了这一收购，但要求嘉能可剥离其在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的全部收益等条件。商务部认为该收购案在铜精矿、锌精矿、铅精矿市场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因此在批准此项收购时附加了条件。因此，该矿被一家中国集团收购始终是一件较大概率的事件，中铝、五矿、江西铜业等中国国有企业都曾加入竞争。

然而，具体谈判过程比之前预计的艰难，双方一直难以就收购价格达成一致协议。不过，嘉能可斯特拉塔的资产负债状况不佳，也迫使其加快剥离拉斯邦巴斯铜矿。评级机构穆迪近日曾警告称，嘉能可斯特拉塔如果继续持有拉斯邦巴斯资产的话，将会有利于该公司长期增长，但是这可能会对该公司当前的Baa2评级造成损害。

总部在瑞士的嘉能可（Glencore）是全球最大私企之一，由一度流亡的金融家马克•里奇（MarcRich）1974年创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在任内最后一天特赦里奇，这件事广为人知。

与银行业中的高盛集团一样，在实物交易世界，嘉能可无处不在，饱受争议。作为营业额高于雀巢、诺华制药和瑞银的公司，生意网络遍及40个国家，有2000多名交易员、律师、会计师和其他专业人士，即时收到中亚石油或南亚蔗糖的各种市场和政治情报，业绩非凡的员工在各自市场独占鳌头。公司高层人士与俄罗斯寡头和非洲矿业巨头私交甚好。与高盛一样，嘉能可凭借自身影响力，在涉足的所有交易中，都能得到最为优惠的条件。《滚石》杂志对高盛的评价也可以恰如其分地用于嘉能可，即“披着仁慈面孔的巨大吸血乌贼”。

中国企业在世界并购界有个名称叫“接盘侠”。只找大项目，不关心产业链，不关注产业发展，而且不差钱儿。中国铜产业对海外铜矿依存度高，70%的铜精粉来自于海外，五矿与中信合作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占有可靠铜矿资源，避免铜矿石成为下一个铁矿石，被海外大型铜产业集团所垄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拥有1050万吨铜金属储量，这个储量对于中国来说，相当于两个江西省铜储量。

嘉能可持有多种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其中包括拥有全球最大矿产企业之一的瑞士斯特拉塔34.5%权益。2011年，嘉能可和斯特拉塔在全球精铜生产市场的合并份额居第三位；在全球精铜供应市场的合并份额居第二位；在中国精铜供应市场的合计份额居第二位。

五矿为啥要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为的是铜矿石及其产业链趋于集中化，先占着再说。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铜矿进口国，铜需求占全球需求的大约40%。嘉能可斯特拉塔出售拉斯邦巴斯铜矿，是其向中国反垄断部门妥协的一个无奈之举。

嘉能可在在伦敦证交所和香港联交所上市，主要有金属及矿石、能源、农产品三个业务部门。其中金属及矿石业务部包括锌、铜、铅，氧化铝、铝，铁合金、镍矿砂、钴、铁矿石三个商品部门，拥有成熟的全球营运经验和营销网络，在全球铜精矿、锌精矿和铅精矿第三方贸易市场具有较强控制力。嘉能可在中国不拥有或运营生产性资产，目前在中国设有7家从事贸易和仓储的实体。

斯特拉塔在英国伦敦注册成立，总部位于瑞士，在伦敦证交所和瑞士证交所上市。斯特拉塔是全球第五大多元化矿业集团及金属公司，是全球重要的实体资产运营商，主要生产合金、煤炭、铜、镍和锌等大宗商品。斯特拉塔是全球第四大铜生产商，矿山储量丰富，冶炼能力强，在中国境内销售焦煤、动力煤、铁合金、精铜、铜精矿，在中国还设有一家生产不锈钢产品的合营企业及两家贸易实体。

国际矿业巨头嘉能可斯特拉塔表示，将以至少58.5亿美元的价格将旗下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出售给以中国五矿集团子公司五矿资源为首的一个财团。此举一方面凸显出中国为满足工业增长而对大宗商品形成的持续需求，另一方面支撑了嘉能可斯特拉塔的资产负债表。这次协议是2008年以来中国在海外最大的一笔矿业资产收购，当时中国铝业股份公司收购力拓集团12%的股份，成交价格是140亿美元。

交易的价格与业内多数分析师预计的一致，落在50亿到60亿美元这个区间的上端。嘉能可斯特拉塔总裁格拉森伯格表示：“我们愿意出售该矿一方面反映出了对方开出的价码所处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相信我们能用出售所得资金创造额外的股东价值。”

拉斯邦巴斯是世界在建的最大铜矿，每年可供应约45万吨铜。2013年7月，嘉能可斯特拉塔准备出售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秘鲁拉斯邦巴斯特大铜矿。2014年7月，五矿牵头，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共同参与的联合体（名中国五矿联合体）接手秘鲁拉斯邦巴斯特大铜矿，完成股权交割，实现了中国金属矿业史上的最大海外并购交易，也是中国企业抱团出海收获大型优质项目的经典案例。

2016年1月，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宣布，所属秘鲁邦巴斯铜矿投产。这标志着创造中国金属矿业史上迄今最大境外收购的铜矿建设、调试工作按期完成，实现超过每天40万吨的额定采矿产能，铜选矿厂的两条生产线成功投产。随着项目逐步达产达标，中国五矿成为中国最大的铜矿山生产企业和全球前十大铜矿山生产商之一。

连载(二十二)：副董事长吴总所著《陌生的老路》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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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8月  9  日  第 248-2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