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局外人来说，产业空洞化是一个陌生名词，而对经济学圈子里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有些年头的说法了。所谓产业空洞化，大体上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指一国的工业部门大量向国外转移并在国外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同时国内工业部门减少，形成“外实中虚”的局面。另一方面则是指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

虽然早在19世纪，最先实现工业化的英国已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但直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产业空洞化后，才开始研究。产业空洞化又称产业空心化，1982年B•布鲁斯和B•哈里逊著的《美国的脱工业化》一书最早提出。这个现象较复杂，目前没有明确定义。

西方学者关于产业空洞化内涵的界定，大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产业空洞化指伴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而出现的国内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非工业化现象。狭义的产业空洞化指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生产基地向国外转移，国内制造业不断萎缩、弱化的经济现象。无论广义还是狭义，产业空洞化的主要表现都是制造业基地对外转移引起的国内制造业萎缩，制造业部门的生产与就业大幅度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等较严重问题的经济现象。

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工厂大部分是私人的，资本家们考虑问题，主要是在那儿生产可以降低成本，于是把工厂搬到那些工人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比方说，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和欧美纷纷在中国开设合资或独资企业，因为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极低。过了一段，中国工人的工资上去了，日本和欧美又把一部分工厂迁往工资水平更低的东南亚了。

产业空洞化各国的实质上是产业结构的弹性问题，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如果新旧产业衔接不好，就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产业空洞化现象。产业空洞对经济的不良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

一些国家随着产业结构、生产活动不断向全球范围扩张，负担生产任务的工厂大量外迁，必然引起国家原有的生产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空洞，出现产业空洞的国家把更多的力量投向高科技产业。

产业空洞化有两种情况：第一种，伴随某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持续进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主要生产和经营基地从该国国内转移到国外，仅在国内留个“空壳”，也就是将制造业基地和生产转移，以致国内投资不断萎缩，就业机会减少，失业问题日益严重。

第二种，某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违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实现跨越式发展，国民经济过度服务化或超工业化，从而使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流动日趋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制造业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同时使国内物质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减弱，导致物质生产下降，形成危机。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通俗地说，产业空洞化包括：一方面是指某个国家工业部门大量向国外转移并在国外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同时该国国内工业部门减少，形成“外实中虚”的局面；另一方面指某个国家经济结构的脱工业化和服务化。产业空洞化的结果是：物质生产在某个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造成该国国内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

产业空洞化问题往往出现在产业转出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承接国外产业转移，不会出现产业空洞化问题。日本是发达国家，为了国内产业升级，把大量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外迁，导致原有的生产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空洞，以至于企业和国家都出了问题，如何保守这些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诀窍成了大问题。

日本这个国家有些憋囚，国土面积小，人口稠密，没有资源。这种经济地理状况造成了居民的思维习性很实惠，只要能缓解眼下的困境就行，考虑问题从来就没有深度，包括早年发动侵华战争。

一般产业空洞化都是指生产现场，而在企业向国外转移生产基地的时候并不牵涉核心技术部门和研究开发部门。日本在向外转移生产基地时就是这样做的，虽然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在海外拥有生产基地，但海外基地生产的一般是次一级产品或产品零件，最核心或者最新型产品及产品零件都还是在日本本土生产的，至于产品的设计，规划和开发更是不能离开日本本土的。比如本田在开发模具时，定型生产的模具都在中国制造，但实验模具都是委托日本厂商进行，因为实验模具要反复进行改造修理，只要知道这种改造修理的记录，就能反推出本田汽车的设计思想和哲学以及经验，日本人不想把这些核心机密交给别人。企业是这样，在超越企业的国家项目上当然就更加如此了。

1985年，日本与西方国家签订协议，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形成庞大金融资本。日元升值使日本国内生产成本提高，职工工资水平跃居当时世界第一。日元是可兑换货币，大幅升值，可以兑换更多的外币，刺激日本的民间资本大批涌向海外，在海外设厂或收购当地企业，日本产业向外转移，出现了产业空洞化。但出于各方面考虑，日本多数资本依然留在国内，投资在保险、证券和不动产方面，导致泡沫经济不断膨胀。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持续了10年的不景气。

一般说，空洞化指的由于本国劳动力价格上升，企业为保证利润而把生产基地转移到人工费更加便宜的国外，从而带来国内失业率上升，社会开始动荡，但东日本大地震后却出现了不同的现象。因为大地震的灾害以及所带来的后续灾害，各企业不得不分散零部件的生产，甚至不得不把重要核心零件分散到国外去生产，“最重要，最核心，最新型的产品和零部件在日本国内进行”这句话已经行不通了。

“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着史无前例的空洞化”。这是2011年日本汽车工业协会会长志贺俊之介绍日本汽车产业现状时说的一句话。1美元兑换76日元的日元过度升值，令出口产业的代表日本汽车公司非常苦恼。据日本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日元对美元升值1日元的情况持续1年，丰田等8家乘用车厂商的营业利润将整体减少800亿日元。

在日元过度升值的背景下，各汽车厂商纷纷扩大海外生产。目的是减少日本出口以减轻日元升值的影响。志贺会长担任首席运营官的日产借改型的机会，把SUV（多功能运动车）ROGUE的生产由九州转移到美国。TEANA”的日本国内生产结束，下一代车型将在美国等海外国家生产。因日元升值，降价空间越来越小，导致价格竞争力削弱这一点也不容忽视。日本车陷入苦战，而现代汽车等韩国企业的份额却不断增加。日本车在世界各国市场上份额普遍降低，原因是在与日本车形成鲜明对比的韩元贬值背景下，韩国企业提高了价格竞争力。

海外转移的举动不仅限于汽车领域。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结果表明，有46％的企业表示，如果日元升值势头持续半年以上，就将生产和研究开发基地转移到海外。18％的企业已接受外国招商，准备进军海外，招商国家中，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占了6成。知名机床制造企业山崎马扎克将在大连市建设在中国的第二家工厂。据该公司介绍，其选择大连的理由除机械工业集中、大连港的物流便利外，还有当地热情招商的结果。该公司将提高中国需求不断扩大的小型车床的产能，同时在新工厂生产全球工厂使用的部件。由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部件的价格上升，因此该公司在中国生产部件能够降低成本。

虽然正在进行海外转移，但很多日本企业强调维持日本国内生产体制。丰田表示将在日本国内保持300万辆的产量，日产表示将在日本保持100万辆的产量，这些其实都是出于确保日本国内的就业的考虑。不过，汽车行业的相关人士指出，并没有企业公然减少国内生产。而是在不容易看出影响的前提下，悄悄地转移生产基地。

不仅日本是这样，21世纪初，韩国大型企业也纷纷移师海外，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的势头迅速加快。韩国专家指出，这种现象意味着本来可以稳固支撑韩国经济的增长动力逐渐崩溃。因为随着企业争相迁移海外，国内设备投资已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呈现减少的趋势。韩国正在出现空洞化现象扩散到整个产业的迹象。

制造业外移造成的产业空洞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失业率上升，其次是贸易收支不平衡，再就是造成产业分工体系的松散和技术水平的下降。从韩国具体情况看，韩国人未免过于悲观，因为韩国失业率并未出现大幅度攀升；韩国出口保持增长态势，贸易收支保持大幅顺差；核心技术研发和创新仍保留在国内；企业发展不平衡与产业空洞化没有必然的联系。目前韩国的“产业空洞化”对其经济的影响并不十分严重。但是，韩国学者的担忧可以说是一种警示。

韩国政府采取措施化解产业空洞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是调整产业政策，加大对主要支柱产业的投资力度，将IT、汽车、造船、钢铁、机械、纤维服装、石油化工等产业中的16种产品作为下一代提升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通过持续的开发新技术来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韩国学者普遍认为，发展知识经济是推动未来韩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但是，目前韩国的工业结构还缺乏知识经济的支持。

差不多的事也出现在台湾。2001年，台湾的一个“立法委员”认为，由于政治恶性竞争、政府政策不明、投资环境生变、外国产业与政府提供优惠投资条件，预期台湾50年的经济发展基础将在高科技、传统产业外移、西进下，产业空洞化，内需市场也将紧缩。

这位“立委”说，观察岛内高科技产业外移原因有好几个，首先，921大地震后，岛内的高科技产业就有往外投资、分散风险观念。其次，台湾内部的投资环境确实开始产生变化。第三，相对的，外国的投资环境更好，如新加坡官方就提供许多优惠条件给高科技业者。除了投资因素，他分析说，岛内政党间的恶性竞争关系也是重要因素。他认为，陈水扁上任八个多月来，“在野”各党团因为“罢免案”团结在一起，到了“工时案”风波期间，“朝野”间的关系产生另一种裂痕，可说是正式破局，接下来考验岛内政治局势的焦点议题，则是“核四”停建释宪案。这些事件的发展，都让“朝野”政情恶化。

观察受到岛内外政经因素影响而外移的产业走势，他强调，其实岛内高科技产业自身的“国际”交往能力很强，早已逐步走向全球化发展轨道。他进一步指出，就连传统产业也为求生存，受到大陆的廉价劳工与广大市场吸引，纷纷“西进”，例如制鞋业早已在大陆设厂生产、交易了。他坦言，现在不少传统产业几乎仅以“控股公司”形态留在台湾，也就是说，假如传统产业有十万人力，台湾总公司大概只剩下500人了。他悲观地看未来经济发展，假如台湾的产业，不论高科技或是传统产业都外移或西进，台湾本身50年来的经济基础将被“掏空”，因为岛内产业已经“空洞化”了，“内需市场”也会紧缩。

2014年，台湾宏碁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指出，部分台湾高科技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不会造成台湾产业“空洞化”，他说，如不以转到大陆作为手段，“台湾有何选择？有何替代方案？”在台湾地区—中国大陆—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台湾要扮演“整合者”、“桥梁”的角色，将美国的高科技商业化，运用在中国大陆的生产制造。

施振荣说，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早已进行分解，将生产制造外移，如戴尔、IBM根本不生产个人计算机，并没有所谓的产业空洞问题，但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移转到大陆，却造成部分民众、政府官员及媒体的忧虑。他认为这些忧虑是稍微夸张了些，因为台湾附加价值低的高科技转移到大陆生产是很自然的事，否则还有何种选择？施振荣表示，宏碁早就将劳力密集的计算机监视器生产转到大陆，以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台湾高科技产业强调根留台湾的原则下，应专注于研发高附加价值产品，并在美国与大陆间扮演“整合者”的角色，这也是宏碁集团企业转型的方向。不过，施振荣承认，目前两岸最大的问题是双方没有对话。

在中国，产业空洞化表现较特殊。1998年至2008年，中国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各种产业发展不平衡，导致中国出现产业空洞化。中国制造业企业大多涉及房地产业，不仅海尔、海信、雅戈尔进军土地市场，甚至长三角制造业群落企业也奋战在房地产业，源于制造业收益不如囤房的收益。进一步而言，中国在1998年至2008年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和科技产业技术改造和创新，影响了中国高技术领域和技术集约型产品方面的竞争力。

毋庸置疑，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投资自由化发展，资本和资源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最好配置。向海外转移生产是任何发达经济体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应转移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鉴于此，当房地产业不再是支柱产业后，为了应对产业空洞化危机，结合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和科技发展状况，应尽快落实和构建多个新型战略性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组建多个新制造产业），加快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加强制造业和科技产业技术改造和创新，提升中国高技术领域和技术集约型产品方面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大力发展配套的金融业。

产业升级是破解产业空洞化的有效途径。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亚洲制造业的发展一直为全球瞩目。面对国际市场压力和国内经济转型升级需要，中国等亚洲制造业国家面临的产业空洞化问题如何破题，成为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最为关注的问题。

产业空洞化是产业升级的必然阶段；低端产业转移后，高端产业能否能够成为拉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动力，是产业升级能否实现的核心问题；制造业企业需要培育创新的意识和文化。

当前，亚洲制造业已切身感受到“产业空洞化”之痛。比如，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开始向东南亚等国转移；而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的一些领先制造业企业，则需要直面欧美“再工业化”带来的产业回流压力。在全球经济格局的大调整时期，亚洲制造业如何应对“产业空洞化”压力，已迫在眉睫。

产业空洞化分为区域产业的空洞化和核心技术的空洞化，首先应该对空洞化的概念进行定义，再来研究解决之道。破解区域“产业空洞化”的困局必须进行产业升级，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产业升级不可能一刀切，还需要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区域产业升级有三个阶段。第一是“从无到有”。这是中国大多数经济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升级上所要面临的问题。没有产业，何谈升级？在这个阶段，产业升级的关键词是产业转移。第二个阶段是“从有到高”。这个阶段是指在产业基础比较好，经济较发达的二三城市，地方政府有意识的产业进行整合，打造区域产业集群，这个阶段的关键词是产业整合。第三个阶段是“从高到新”。这个阶段主要是指在北、上、广、深这些产业基础非常好的一线城市，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和孵化来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个阶段的关键词就是产业创新。

产业空洞化经常发生在产业转型中，实质是在产业优化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新产业没有完全填补旧产业留下来的空缺。如果在产业转型和优化升级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三次产业间的合理过渡，那么就可以防止产业空洞化的发生。

近年来，我由于工作原因，常跑山西大同一带，接触到不少山西企业家，大部分是煤老板。山西省的产业空洞化问题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难题。如何实现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衔接，关系到产业空洞化问题的解决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实现。所以说，产业空洞化问题就是产业转型问题。

产业空洞化常发生在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实质是产业转型问题。因此，山西产业空洞化的定义应该是山西煤炭资源枯竭，煤炭产业在未来若干年处于衰退阶段，但新型替代产业发展速度较慢，不能弥补原有产业衰退留下的空缺，导致山西煤炭产业缺乏竞争力，失去持续竞争的优势，从而造成山西经济水平的下降甚至萎缩的现象。

山西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煤开采、焦炭冶炼、钢铁冶炼等重工业，为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煤炭资源不可再生，随着经济发展，对煤炭等各种资源需求加大，开采速度加快，山西的资源在一天天减少。煤炭开采导致山西产业结构不均衡，替代产业没有形成，对山西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然带来重大影响。

长期以来，国家对煤矿技术进步及产业升级改造投入不足，影响到资源产业进行纵深发展进而扩展产业链。煤矿仅限于开采和销售，忽视了其他产业，没有形成新支柱。依托煤炭资源发展是山西的优势。但一旦煤炭行业出现产业空洞化，对山西税收和国家税收有威胁。煤矿生命周期受资源储量限制，一旦资源枯竭，煤矿就会终止生命，依煤而兴的城市和地区也就面临着衰退和经济转型，大量下岗失业人员知识结构单一，技术水平有限以及就业的选择性刚性，再就业的机会减少。

山西大学教授容和平指出，防止产业空洞化导致的整个产业空洞化，关键在于有足够规模的接替产业填补现有产业的“空洞”。首先要继续推进煤炭资源整合。资源整合主要通过制度安排和管理协调增强企业竞争力。山西省的煤炭资源整合规模大，企业主体的减少数量达90%以上，矿井的关闭达到60%，产量规模低于30万吨的小煤矿由于诸多方面存在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全部被淘汰。剩余的矿井开采作业全部机械化，其中70%以上的矿井产煤规模在90万吨以上。这种整合方式解决了山西煤炭产业数量多，但是规模小，管理混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的问题，使山西煤炭企业在管理和协调运作上逐步走上正轨。

山西煤炭产业整合略见成效，加上整合后，山西煤炭主体减少，整合后的企业主体拥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合理规划的思维方式，现代化机械设备，科学管理方法，对提高煤炭产量，减少资源浪费，减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降低事故发生率，起到了积极作用。科学发展、绿色发展、高效发展逐渐取代了传统粗放式、掠夺式的思维方式，对提高中国煤炭开采技术水平，煤炭开采实现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其次，要依托煤炭资源，多元发展，煤炭企业应该依靠科学技术和创新，逐步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煤炭企业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构建现代煤化工产业新格局。以煤炭为基础，大力发展煤化工产业，延伸煤炭产业链。提高煤炭资源利用率，实现清洁、绿色和可持续的发展。

可以说，产业空洞化是中国制造业的最大隐忧。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的飙升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作用下，在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已逐步进入低谷期和调整期，一部分企业甚至开始外迁，可能对中国制造业造成致命打击的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与此相对应日本制造企业正在回归本土建厂，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

产业空洞化有两层含义，除了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本土就业机会减少，市场需求减少，经济增长放慢。还指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后果是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技术上受制于人。通常说来，中国制造业属于典型的产业空洞化的第二种情况。

长期以来由于受自主技术供给约束，中国对外技术的依存度一直很高如今已超过50%。相比之下，美国、日本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只有5%。中国制造业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例如中国纺织机械的70%来自于进口高端的机床75%依赖进口高速胶印机75%依赖进口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为进口产品占领光纤制造装备几乎100%依赖进口。

由于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中国制造业不仅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不高，还削弱了本土制造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产业发展受制于人。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领域，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产业链末端。根据产品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原理生产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产品两端——研究涉及和销售推广，而处于中间环节的生产加工、组装的附加值最低。

中国无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本土企业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先进制造业领域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低附加值零件的生产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大部分利润被外资拿走了。

例如被广大“果粉”强烈追捧的苹果，在产业链上已把中国相关产业牢牢纳入体系中。苹果打造出缜密的全球产业链，绑定了制造业最顶尖企业，这些企业24小时为这座帝国大厦添砖加瓦。苹果公布了全球156家主要供应商的名单，其中包含很多中国企业。由于成为苹果的“打工者”，很多公司的股价纷纷上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制造基地。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只有不到2%。

尽管在第三轮国际制造业转移中，跨国公司将部分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迁到中国，中国正逐渐走出“微笑曲线”底部，但仍有大批高科技企业只是披上高科技外衣的传统企业，企业的生产工艺或技术只是通过购买、代理等方式获得某项专利的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企业本身只是帮跨国公司赚取利润的一个生产工具，缺乏必要的发展后劲。另一方面过于依赖技术转移又削弱了中国制造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不少中国企业“心为洋役”，技术创新动力普遍不足。

其实，一部分致力于自主技术创新的本土企业的努力，遭到国外资本的三方面打压一是利用本土企业的资金困难收购行业内骨干企业，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从而抑制本土技术最先进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吸引业内的优秀人才进外资控制的投资企业或研究机构，冲击中国制造行业中多年来形成的科研队伍；三是运用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手段遏制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升级的努力。对于中国不能生产只能进口的产品不仅抬高价格，而且设立种种限制，一旦本土企业开发出相应技术就通过直接投资降低价格抢占市场，以图使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较低的技术层次，丧失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外资企业钳制中国制造企业技术升级的狠招是独资化，在技术上对国内科研机构保持相对封闭姿态，与本地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合作非常有限。虽然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建立了研发中心，但这些机构大多为独立注册。由于独立研究开发机构直属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控股公司，非独立研究开发机构一般被认为是企业的内部行为，同时也是跨国公司全球的一个分支因此与本地联系弱，而且在发展战略上受制于跨国公司的整体战略这对于研究开发活动中的技术扩散效应极为不利。

因此，尽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层次近年来已有很大提高，但跨国公司转移高层次技术以其对企业具备足够的控制权为前提，国外资本技术转移层次的提高仅是为了应对中国市场竞争而提高其投资企业获利能力的举措，既不可能转让最先进技术也不可能通过技术扩散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跨国公司还利用自己在技术、品牌、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蚕食中国品牌、控制一些行业龙头企业。而中国在技术引进中，大部分采用进口关键设备、成套设备、生产线的形式重硬件引进轻消化吸收，引进的结果只是具备了相应的生产能力和固化在设备重的技术，而对带动中国相关产业技术升级的效果并不大。核心技术的缺失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最大瓶颈。

产业空洞化虽然都指特定地区为基础的特定工业的衰退，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的地区经济的极度萎缩，但形成机理因具体环境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同国家的产业空洞化，乃至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产业空洞化可能具有各自特点。英国的产业空洞化根源是早期对殖民地的掠夺及资本的国内投资与输出的严重失衡而引起的，战后殖民主义经济的崩溃则是直接引发原因。德国的产业空洞化是战争经济的畸型化造成的，战争经济引起经济系统非均衡状态，进而导致产业空洞化。日本产业空洞化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大型资金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出现的。

中国产业空洞化的成因及机理。撇开其他因素，仅从一般意义上考察，经济发展阶段转变将是导致产业空洞化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一般周期性的需求变动中通常以中间需求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即存货调整方式来对此作出反应。但在经济发展阶段转变时，由于所发生的不是一般周期性需求的变化，而是需求层次提升的重大结构变化，因此以中间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对此作出反应就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即它不可能对需求结构变动作出 产业固定持续的反应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整个产业生产能力构成 包括中间要素投入结构、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对此作出反应，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要求。

这种包括产业固定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在内的潜在产业生产能力构成的变动相当困难，既有资产专用性带来的转移困难，也有人力资源学习过程的难度，还有技术创新基础积累的问题。这种整个产业生产能力供给结构的反应通常比较迟缓，容易引起产业空洞化。

例如，轻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向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换或者重化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产业结构转换等。这种因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引致的产业空洞化，有其必然性。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正处于人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的过渡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需求结构的变化 低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市场具有逐渐缩小的趋势，高附加值产品的潜在市场则具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在这一结构转换中，通常会出现技术及支撑生产结构升级换代和市场结构调整。而低附加值产品市场不断走向疲软出现销售偏淡，进而导致这类产品的生产加工企业开工不足。

除了经济发展阶段转变这一基本因素外，中国经济系统的非均衡状态更是直接导致产业空洞化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系统非均衡状态下，即使撇开供给因素不谈，需求结构变动会发生较大的偏差从而成为导致产业空洞化的重要根源之一。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 但城市化水平仍偏低。而中国城市人均 GN P 水平约是农村人均水平的3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农村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不断提升，但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差距日益扩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镇消费品市场的层级不断拉大，在城镇市场上已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断裂”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使得以新兴耐用消费为主代表的非必需品的需求量，不仅在时间上变得十分集中，而且在规模上也变得十分狭小。

目前，中国某些产业的过剩和衰退带有暂时性和虚假性，是在狭小城镇市场上发生的，相对于巨大的潜在农村市场，生产能力也许不算过剩，至少这种过剩与衰退程度不会如此严重。问题在于，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的落差太大，巨大的潜在农村市场无法吸纳在城镇市场上已趋于饱和的产品由此造成这种特殊的产业空洞化现象。

其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地区市场“断裂”。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距离 总体来说，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于中西部。与地区生产能力布局及增长水平差异相联系地区间的居民收入水平中，西部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及消费水平的差距日渐扩大。调查数据表明，近年来，东部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基本达到或接近小康生活标准，中部温饱有余西部农村居民则仍处于温饱线上。

再次，在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中，居民收入非正规化机制对需求结构变动也产生异化作用。决定消费需求变动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居民收入，而居民收入可按性质划分为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等不同类型，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程度不同。按照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这部分暂时收入将更多用于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显然，将对消费与储蓄形成较大影响，使收入水平与需求结构变动的函数关系发生变异。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供给系统的反应远不相适应。与传统体制下的供给系统相比，目前中国供给系统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对需求变动作出反应特别是上世纪90 年代以后，随着要素市场化的推进 变得具有弹性了。但是，这种供给系统的弹性有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扩张反应过度敏感，收缩反应麻木呆滞。面对市场需求变化产生的新的消费热点，在政府强有力组织下企业可迅速调动起各种生产要素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由于这种扩张反应过度敏感 往往使这种新的生产能力及供给水平会远远超前于市场需求变化的即期要求，结果形成大量超前性的生产能力过剩。

与此同时，面对市场需求变化产生的原有消费品种及数量的萎缩 供给系统的收缩反应却过于呆滞。尽管一些产业和行业市场需求锐减且市场前景暗淡 但其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却没有主动加以削减。例如纺织行业 只有通过中央采取强制性的削减措施 才使其生产能力得以收缩。从层次看，目前中国供给系统对需求变动的反应，表现比较强烈的大都是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业。而高附加值、能力则严重不足 。这不仅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资产比重偏低，并呈下降趋势。

从2013年起，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但这并不意味着服务业取代工业制造业已经占据或者应该占据中国经济主导地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位居第一，以吸纳更多就业、促进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但却难以发挥引导发展的作用，关键原因在于,服务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前提之下和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可以说服务业是推动性产业，而不是引导性产业。

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制造国；同年，中国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产值份额上升至25％，继续稳居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制造闻名全球。展望未来，工业制造业仍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并逐步实现从低端向中高端，从低成本生产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转变，最终从工业制造业大国转为工业制造业强国。

但是，中国这个世界老二当的痛苦，是在脏兮兮环境里成长的。忘了哪年，我去胶东，那儿有一条韩国街，住的都是韩国人。我问接待人员，这么多韩国人是干什么的？接待人员答，韩国对化工企业控制严，韩国搞化工的在本土没法干，就把厂子搬到山东来。听到这话，我心里要多别扭有多别扭，韩国不准污染环境，就到中国来污染。

环境成本问题也是一种价格扭曲。如果有污染，得把污染治理打入成本；如有碳排放，要为碳排放承担代价，所谓碳配额是要求排放者先购买配额，把代价计入成本和价格加以吸收。没有吸收环境成本，价格就会失实，企业就会觉得行业的利润挺高，投资会增加，产能相应增加，最终会产能过剩。以后对环境的要求一提高，对环境污染的罚款一增加，许多企业就会做不下来了，产能过剩就会暴露。

从金融工作来讲，过去很多商业银行在贷款导向方面、行业方面研究薄弱，业务粗放。国家鼓励的行业，银行就贷款，贷款出现问题也不是银行的错；如果是国家禁止的行业，比如“两高一资”行业，就一概不能贷。“两高一资”覆盖面很大，中间有一些细分的行业竞争力还是较强的，国家既然给这些行业戴帽子了，就不能贷款，也不能发债，不能上市融资。所以，有些金融工作还比较粗，不能真正承担责任，抓住产业发展的多元化。随着经济周期发展，之前如对产能过剩行业支持较多，有些问题等到发现已为时偏晚。事后需要产能调整时，银行反而会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自身也深受其苦。

从全球分工讲，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在优势环节，一国的产能可以过剩，过剩可以出口。当然，如果没有竞争力还产能过剩，就只能自我压缩了。有些国家和地区可以在某些产业培养出竞争力，从而实现大量出口，同时本国短缺的商品就可以进口。所以，贸易政策的全球协调和我们自身的贸易政策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不能简单化地以产能是否超出国内需求来衡量产能配置的合理性。

连载(十一 )第三章 2、 2017年5月22日101-114 页。已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