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57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4节续270-275页2025年10月 21   日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5月21日，驻长沙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率部查封省、市党部和工人纠察队总部，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三千余，杀百余。因21日电报代日韵目是马，称马日事变。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发动长沙附近10万农军围攻许克祥。5月30日，两万多农民队伍向长沙进发，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下令停止前进。两支五千人的浏阳农民军队伍没接到撤退命令，孤军进攻长沙，袭击长沙附近的军队，次日失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说了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家就是大地主。1927年制造马日事变的许克祥出身很苦，他家离我家只有几里路。他父亲许七在乡里走街串巷谋生，每年冬夏都要到我家里来干活。由于选择的道路不同，我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成了共产党员，他这个穷苦家庭出身的人却成了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马日事变对全党的震撼极大，也让毛泽东彻底醒过了神儿。早年间，毛泽东绝对不赞成暴力革命，而是倡导“无血革命”，目的是避免“大扰乱”。他那时充满了人性渴望，觉得强权者也是人，是我们的同类，如果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得到的仍是强权。他那时赞同温和的改良派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思想更广、更深些”。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2号发表《民众的大联合》，最能代表毛泽东此时的想法想：民众大联合后的行动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马克思为首的激烈派，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首的温和派。他不赞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打倒强权。这一“温和思想”，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又作为当时的民众行动方针提出来：“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

1920年，在“呼声革命”思想指导下，毛泽东曾参与多次民众斗争，并取得一定成功，为劳苦大众争得些福利。他还是迷惘，觉得“呼声”无济于事。那年12月，他致信蔡和森，表示不赞成萧子升的“温和革命”观点；而对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并批判了自己曾信奉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西方民主等思想。

毛泽东开始转弯了。1926年3月，他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讲演中指出：“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话硬，有些火药味了。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主张有力回击。他在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设军事训练课，军训时间占课程的三分之一。他指出：革命民众若将政权夺在手中时，要不客气地镇压反革命者。12月，在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他发言提醒中央：注意国民党左派没有掌握武装力量的问题，即使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

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湘乡考察时，对农协负责人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他在岳北调查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情况，在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队部询问纠察大队的人数和枪支等。路上，他对农民武装情况问得很详细，要求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

4月，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农委作出三项决议案，关于武装问题决议案要求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地主武装团体，将武装交予农民自卫军。中央几个省的军委，应该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至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呼之欲出。

5月，毛泽东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武装200余人，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2团第3营，同湖北省警卫团一部共赴湖北麻城剿匪，将麻城土匪清除。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指挥战斗。

6月中旬，毛泽东召集湖南来武汉请愿的200余名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开会，要他们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山区的人上山，湖滨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

6月24日，毛泽东以新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到湖南各地督导工作。他反复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南昌起义前夕，中央委托毛泽东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状况，筹划在湖南举行秋收起义。毛泽东最初考虑把起义重点放在湘南，向中央提出《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为湘南暴动的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5个县把握。8月3日，也就是南昌起义发生两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秋收起义蓄势待发，毛泽东手痒难禁，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是名副其实的孤军，孤军在苦苦等待中央的声音。就在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中共中央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主要目的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革命斗争的方针。由于环境极其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只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和湖南、湖北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对大革命的失败采取文过饰非态度。八七会议指出，陈独秀与中共旧的领导机关的根本错误是向国民党妥协，放弃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个月来中央行动的总的出发点（特别在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听了这话，罗亦农不大服气，说：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地批评国际，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这是会上唯一敢于批评共产国际的声音。

八七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陈独秀出局。为做成死案，竟没有通知陈独秀。为防止事后翻案，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明文规定：“谁要替这种机会主义辩护，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

《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57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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