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42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1节 续
195-200页2025年6月  16  日

按说程子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当事人在各自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程子卿走后，马林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简要答复。马林用手掌猛击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起来，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陈公博为什么没离开？倒也不是刻意安排，而是逞能，跟张国焘斗气儿。

他后来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警车在门口停下，冲出十多人包围李汉俊的住宅。3名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进入室内，搜查后未发现政治活动证据，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最后化险为夷。

1944年，陈公博在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补充了一个搜查中的情节：他们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密探们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一大会场呢？是马林引起了注意。马林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获释后动身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严格检查。到上海后，密探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引起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

1949年，程子卿给宋庆龄写信求救。宋庆龄接信后，将程子卿在上海帮助她营救革命人士的事向毛泽东做了阐述。根据当时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对程子卿宽大处理，不仅未予逮捕，而且经宋庆龄等“疏通”而获释。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法国巡捕搜查会所时，薛文淑并不在家，当她回到李公馆时，刚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下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她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但是并没有抓人。

后来薛文淑写文章说：“这时汉俊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意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巡捕连进都没有进过。”因为，家中并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再加上李书城要薛文淑少管汉俊的事，所以李汉俊回来后，薛文淑也没有问他怎么回事，李汉俊自己也没提。后来薛文淑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时家中刚开过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李汉俊填写的材料说，他担任上海党小组的代理书记时发现工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有腐败问题，于是将他们解散，遭到陈独秀和张国涛严厉谴责，他反对无条件接受共产国际的津贴及命令，遭到更多责难，于是离开上海到武汉。

党的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家里开的，而李汉俊却很快就脱党了。在中共早期历史上，脱党本来是常事。然而在早期发起人中，像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几位马克思主义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反而很快脱离了党组织？而且脱党后又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

关于李汉俊脱党问题，茅盾回忆说，李汉俊与陈独秀、张国涛等在建党问题上意见分歧，李汉俊高傲，坚持个人见解，对一切听从国际代表的做法不以为然，而后就负气脱党回武汉了。张国涛说，在一大上，他是批评李汉俊的主要发言人，可见当时争论很激烈，陈独秀脾气暴烈，与李汉俊的高傲也可能产生大的冲突。

虽然离开了党组织，而李汉俊并没有放弃信仰。1922年2月，他在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前夕回到武汉，任武汉青年团社会教育委员会和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上半年，他以教师身份支持湖北女师进步学生的学潮运动。下半年，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时，他被选为教育主任委员（林育南为秘书主任委员），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最后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浪潮相配合，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约在1923年初，薛文淑带着孩子来到武昌，住在牙厘局街，李汉俊、母亲王氏及孩子们先于薛文淑住到那里。薛文淑与李声韵住前后房，李汉俊住对面。春节前后，李汉俊经李书城的朋友万声扬介绍，和万声扬的姨妹陈静珠结婚。李汉俊与前期陈氏感情很好，声称再娶一定要是姓陈的，这次娶了陈静珠，两人的感情也很好。

李汉俊婚后不久，李书城回京。一天深夜，薛文淑朦胧未睡，突听见有人急促敲李汉俊的门。薛文淑查看动静，只见一个身穿短褂、工人模样的人，提着马灯轻声喊：“李先生、李先生，赶快离开这里。”不一会儿，李汉俊与那人走了。第二天清晨，薛文淑发现一个穿着长袍的形迹可疑的人，在李家对面街上走来走去。

1923年1月31日，李汉俊带领武昌高师部分学生和林育南、陈谭秋、施洋、林祥谦等会合，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李汉俊挥笔写下“大地赤化”四个大字，献给大会。随后，围绕斗争策略问题，他再次和张国涛发生争执。二七惨案发生，他成为被捕杀对象，当晚离开武汉。在北京，他因为李书城的关系，曾经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农商部任职，为此，党中央给他处分。5月5日，他在北京向中共组织递交了脱党书。

1923年6月中旬，三大在广州举行，李汉俊没有出席，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据说李大钊从广州回北京时带给李汉俊一封信，是党的一位领导人所写，对李汉俊在一大上受到的不公平批评道歉，取消他的处分通告，要求他用各种方式继续帮助党工作。后来李汉俊从北京到武昌高师任教，从这时起，没有再参加党的活动，并且出现被认为是分裂党的行为，因此，他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

1926年春，李汉俊与党中央的关系有所改善，陈独秀请他到上海大学任教。不久，他回到武汉，7月，经董必武和张国恩介绍，加入国民党，从此以国民党左派身份活动，和毛泽东一起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授课。他还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27年四一二政变和夏斗寅叛变后，李汉俊参加武汉群众大会。武汉党组织讨论恢复他的党籍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但是瞬息万变的形势下，没有回音。

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李汉俊和詹大悲准备去日本，董必武不赞成，认为他们离开了革命战线。11月，桂系部队进入武汉，李汉俊和李书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他们以湖北省政府名义，释放了二三百名共党嫌疑。

1927年12月17日，林运圣带军警将李汉俊和詹大悲抓走。李书城知道后，请西路军总指挥程潜营救。程潜派秘书赶往汉口济生三马路(今汉口单洞口门内)，而岗哨不让进，随后告知已将李、詹二人处决，不准收尸。次日，桂系部队贴出告示，称李汉俊、詹大悲为共党首要分子。各大报作了报道，给他们带上红帽子，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布什维克》发表《冤哉枉也李汉俊》一文，否定李汉俊为共产党员，还说“若詹大悲也以共产党罪名遭枪毙，那更是冤枉也”。

詹大悲是湖北省蕲春县詹山村人，武昌起义爆发后，组建汉口军政分府，与孙中山私交不错。1923年1月，詹姓续修宗谱，詹大悲请孙中山撰写谱序。1988年5月，在詹大悲的家乡蕲春县，县人民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詹大悲中学，肖克将军题写校名。

1933年，李大钊灵柩移葬西山万安公墓，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经国民政府同意，李汉俊的遗体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

李汉俊遇难时，遗孀陈静珠怀有身孕，带着李汉俊前妻（1920年病故）生的一儿（李声簧）一女（李声馥）东躲西藏，受尽折磨。

李汉俊从海外归国到遇害共9年。9年间，他时而上海，时而武汉，仅回老家潜江一次，后来虽然脱离了党组织，但没有做出对不起党的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活动，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说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

1952年8月，经董必武认定，毛泽东亲笔签署的烈士证书和内务部颁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发给李汉俊家属。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纪念证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在“功勋湖北”大型评选活动中，李汉俊和他二哥、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双双高票当选，颁奖词说李汉俊是“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一代革命家的领路人，当众多先辈寻找革命道路之时，他手中的笔，就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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