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舒米亚茨基回国，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不久后被捕。二月革命后出狱。内战期间，他反对同德国的《布列斯特合约》。这点挺不简单，因为当时是俄国（布）的第一把手列宁力主签订与德国妥协的《布列斯特合约》的。

1918年12月起，舒米亚茨基任东西伯利亚地区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6月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主席及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1920年7月出任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21年后在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在负责远东工作期间，他对中国、蒙古、朝鲜等地的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舒米亚茨基的斡旋，张太雷、俞秀松的信受到共产国际重视，共产国际三大会议速记文件中，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前后有出入，开头是“共产主义团”和“左派社会主义党”，两种说法都含混，记录的末尾则改为“共产党一人、青年团一人”。很明显，张太雷、俞秀松两人致书共产国际是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舒米亚茨基因此被中国党史研究者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推手”。

舒米亚茨基在共产国际三大发挥的作用是，由于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原来为杨明斋准备的文件邮寄给伊尔库斯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没有收到，舒米亚茨基帮助张太雷完成了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舒米亚茨基到底是有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称：“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的，没有任何陈辞滥调。它的基础乃是对各种力量和形势的严肃客观的评价。代表大会将据以做出结论，并制定出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方法和立场。”

当然，除了用布尔什维克的习惯语言完成报告外，舒米亚茨基还有必要的活动。不管怎么说，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不仅熟悉中国东北三省的情况，而且比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中说：“为了阐述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清除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成份，我们认为，1921年3月召开的由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当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

这份报告抓住了要害问题，那就是明确中国共产党已彻底地摒弃了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政党。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江亢虎、姚作宾所代表的政党，充其量是无政府主义政党。

这份报告虽然是以几个中国年轻人的名义发出的，却有舒米亚茨基大量的后台工作。正由于此，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张太雷、俞秀松的信件，做了认真研究，随即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

7月20日，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记录第1号》，张太雷的正式代表，俞秀松的列席代表资格得到解决。共产国际已经在7月12日闭幕。代表资格属于追认。虽是追认，但是他们在会议的活动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他们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及《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三个重要文件。

1921年夏季，莫斯科成了“会海”。6月22日到7月12日召开共产国际三大。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称，1921年6月是“莫斯科的赤潮”，“1921年的6月，在此城里又要开4个国际大会：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成立大会。”“昨天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交错举行，前者在克里姆林宫安德列大厅，后者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代表互相交错：张太雷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少共国际二大。俞秀松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7月12日，共产国际三大闭幕那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登上了国际共运的舞台，作了限时5分钟的演讲。后来，俞秀松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义登上在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齐明歌剧院讲台，发表长篇演讲。大会选举张太雷为少共国际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登上国际共运的舞台。

7月23日，少共国际二大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闭幕。当俞秀松和所有代表站起来欢呼时，在遥远的东海之滨的上海市，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石库门房客堂里，13名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聚在一起。一大悄然开幕。与会者这时并不知道，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张太雷、俞秀松、陈为人等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确立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的正统地位，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献上了一份厚礼。

江亢虎下场很糟。中国第二档案馆编写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收有1926年江亢虎求见北洋政府讨逆军总司令王怀庆的信，信中称：“不佞倡导社会主义最早。但自五年前第二次游俄归来，深感赤化侵略之危机，奔走号呼，力谋补救。”他给自己的转变明确了时间坐标是5年前未能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后回到中国那一刻，以往确立的社会主义信念全面崩溃。1940年，他任汪伪政府“考试院长”，抗战胜利后关进监狱，1954年死在监狱里面。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姚作宾把自己那个“中国共产党”改组为“东方共产党”，拢共没几个人。抗战爆发后卖国投敌，出任伪青岛特别市市长，抗战后以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

舒米亚茨基后任苏联驻伊朗大使，还任过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校长。1930年任全苏电影业联合公司主席。为加速电影业发展，苏联成立电影工业总局，这位出生入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任局长。1937年为庆祝十月革命20周年，斯大林下令拍摄《列宁在十月》，电影尚未完成，他于1938年1月被捕。7月28日判处死刑，次日即被处决。后来虽然恢复名誉，想起来仍然令人彻骨的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