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正是如此。苏俄内战中，共产国际、俄共（布）各系统在中国扶植自称信仰社会主义的政党，没有统一思路。那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各派人物登台，山头林立。目前很难考证清楚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自发涌现的“共产党”究竟有多少家，但已找到有史料记载的共产党至少有十四五家。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不明，只得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最终挑选一家合适的，组建个正统共产党。

对这种状况，党史专家杨奎松有客观评价：“中国各种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小组织都极力与俄共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寻求支持，而其他一切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正式支持的党的早期组织织最终都未能生存下来，可知中共的产生固然不需要俄国人来移植，但若无俄共和共产国际在旁援手，要想顺利发展，也绝非易事。”

江亢虎这个名字当下很少提到，不过中国思想史不应回避这个名字。此人曾名噪一时，不仅和袁世凯、孙中山、段琪瑞、汪精卫有过交往，而且同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一些活动家如片山潜、幸德秋水、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也有过直接接触。

此人生于1883年，江西弋阳人，早年留学日本，随后到欧洲考察。他在中国顶着一个耀眼光环，那就是最先提出“社会主义”概念。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7月10日，他在上海张园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5日，上海光复第2天，他以社会主义研究会发起人名义召集特别会，中国社会党上海本部从此宣告成立。不仅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党，也是第一个以“党”命名的政治团体。本部设今南京东路虹庙对面。后于江浙等地设支部490余处，党员最多时号称52.3万人。1913年因涉嫌参加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政府取缔查禁，8月被解散。他的“中国社会党”力主“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政党。因标榜社会主义，史家一般归入“共产党”大类研究。

民国初，江亢虎不知通过啥途径得以晋谒袁世凯，“敷陈剖白”，请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且打算充当北洋政府政治顾问。殊不知，袁世凯依靠自己一手培植的北洋势力，正干得风生水起，哪里会认同江亢虎的什么“国家社会主义”，逐出门了事。

北洋政府全然不把江亢虎当回事，而江亢虎却越做越大，“中国社会党”最早的党员甚至包括李大钊、叶圣陶、顾颉刚等人。江亢虎的主张广泛传播，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就是读了江亢虎的书后，才慢慢了解社会主义的。

论社会影响，江亢虎比李大钊和陈独秀大得多。早在1901年即负责编写华北五省中小学教科书，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教日文，在北京办4所女子学堂，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中国系由他创办。他在《京报》、《晨报》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发表《列宁小传》、《托洛茨基传略》等。1921年5月，他带妻子卢岫英出访苏俄，两度受到列宁接见，且和托洛茨基、齐契林等交谈，即席朗诵自己创作的《新时代颂》。他以“中国社会党”党首和“东方无产者代表”的双重身份取得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并获得表决权。

姚作宾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大同党”。后前往海参崴，请俄共（布）远东局援助中国革命。回国后把“大同党”改组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产生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召开，他的“中国共产党”取得共产国际承认。

1914年5月，刘师复在上海创建“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会”并组建“中国无政府共产党”。五四运动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曾广泛传播，于各地成立的社团达30多个，出版刊物70多种。

张墨池是河北保定人，英国档案记录了他的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供述：他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会议，返程中途经莫斯科，适逢俄国爆发革命，以后在西伯利亚为苏俄政府工作。按他的说法，他不仅写过《西伯利亚游记》，还翻译过俄文小说《六尺地》。在保定，张墨池、张电池两兄弟建立“保定兵丁贫民共产团”，还建立“支那共产党”，由真理社等无政府主义团体组成，约成立于1920年2月至3月初，表示要十年内建设众多的含有报社、公园、大学、中学、小学、工场等的新村。不用说，他那个“新村主义”胎死腹中。

在重庆，1920年3月，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建立了“共产党”，起初成立研究会，后随着影响扩大，丝厂和毛加工作坊的工人加入这个组织。据文献记载，该党曾发展到大约百位党员。

共产国际三大前，有两位中国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一大及共产国际二大，他们代表的居然是“中国工人党中央局”。刘绍周是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1920年7月28日的第5次会议上发言，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不过身在俄国，对国内情况隔膜，刘绍周对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作了夸大的介绍和评价：“去年上海发生了一系列罢工，诚然，这纯属经济性罢工，可是设在上海的社会主义党中央在工人当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声望。这个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它所办的名称质朴无华的杂志《周报》，我们可以断定，这场运动确实非同小可。例如，5月1日这期杂志里有这样的口号：‘不劳动者不得食’、‘世界应当属于无产阶级’等等。目前，反对中国现存两个政府的各种力量的主要代表人物，汇集在上海。”

共产国际并非从一开始就定格于陈独秀、李大钊领导的中共早期组织，不说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小党，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已然来到莫斯科。形势扑朔迷离。姚作宾、胡鄂公及江亢虎之所以极力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是想得到经济扶助。但共产国际不是那么容易资助的，必须观望、考察、选择。

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是国内共产主义组织首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显然，这次会议举行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或者说恰恰处于成立的前夕，却派出两名年轻代表与会，他们是张太雷和俞秀松。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张太雷任英语翻译。后来，张太雷陪同维经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张太雷的精确翻译和独到见解给维经斯基留下印象。维经斯基回苏俄后，通过李大钊推荐张太雷到共产国际东方局，从事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工作。

1921年1月，张太雷抵达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联系，在这里进行。3月，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机构组建工作完成，中国支部由一位俄方书记和一位中方书记负责。俄方书记是远东书记处负责中国事务的马马耶夫，懂中文，曾随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与张太雷相识，后于1924年10月再次来华，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李宗仁的顾问。中方书记是张太雷，规定任期“到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大会派出新的书记时为止”。

1921年6月，张太雷陪同尼克尔斯基来华。马林在京与李大钊会晤，建议召集全国建党会议。李大钊赞成马林的意见，由张太雷等陪马林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具体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张太雷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译成英文，交马林修改。未等一大召开，张太雷奉命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成为第一个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中共代表。

俞秀松生于1899年，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5月，陈独秀创议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俞秀松参加该会工作，是中共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他没有参加一大，到莫斯科代表中共出席在6月25日少年共产国际二大和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是谁决定俞秀松到莫斯科去的？那时陈独秀已去广州，在上海主持工作是李汉俊和李达。他们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俞秀松身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参加少共国际二大最合适不过。

从上海到莫斯科，通常的途径有二条，一条由哈尔滨转道满洲里出境。另一条是从上海坐船到海参崴，然后跨越欧亚大陆到莫斯科。从俞秀松的信件看，他1921年3月29日坐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在北京短暂停留。4月2日转车到达沈阳。3日坐夜车，4日晨到达长春，换车在当天晚间到哈尔滨。住在哈尔滨西三道街中华客栈，等待苏俄接应出境。他孤身一人出满洲里，经赤塔，先到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杨明斋4月到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他之所以选择在3月29日启程赴苏，是为了在伊尔库茨克和杨明斋会合。

在伊尔库茨克，俞秀松取得证明文件。研究者查阅到5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第2402号文件，由舒米亚茨基签署：“本证明持有者秀松同志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委派的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以签字和盖章证明。”